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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 WWW.FGU.EDU.TW 狐狸式的迂回进入以及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不仅让李欧梵再一次显示了其独到的敏锐与智慧，而且实践乃至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化批评范式（至少在中国研究范围内）。《上海摩登一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共353页。以下引用，只注页码） 无疑是这种穿透力与精神的文本呈现。吊诡的是，李欧梵每一次研究转向都是以远离热点抽身而退为始，而往往又出人意料地以成为热点的制造者、发源地乃至中心收场( 1 )。 《上海摩登》无疑是今日上海怀旧热潮的推波助澜者，如果不是始作俑者的话。但是，如果单纯将《上海摩登》置于这个维度中进行考察甚至指责的话，实在有隔靴搔痒和挂一漏万之嫌。照我看来，《上海摩登》更应该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现代性的想象与重构。 一、现代性的追求 如果我们爬梳和找寻李欧梵学术研究的一贯又深刻的关注点（或兴奋点），现代性无疑首当其冲的可以成为这种不得不简约后的理想焦点和答案。如人所论，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探索，李欧梵不仅是一个 “开风气者”，而且也是他“数十年来的一个基本目标”( 2 )。 毋庸讳言，《上海摩登》赫然体现了李欧梵以跨学科方法和文化研究理论（Cultural studies）对上海现代性的深邃探索。 应当指出，上海被选作以城市模式来考察其现代性的观照对象决非偶然。一方面，城市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想象空间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如李欧梵所言， “这种城市的模式是工业文明的产物，而西方人生活在工业文明过度发达的领域里，它所表现的一些心理上的失落、震撼和种种复杂的感情，我认为这正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基础吧，一种文化性的基础。”( 3 )显然，如果从大都市（metropolitan）的原则来看，当时的上海则成为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李欧梵对于上海现代性的研究恰恰也是因了对先前研究的乡村型范式对城市的偏见（“城市是腐败的”）的不满，而李欧梵的上海研究的独特之处恰在于它是在没有此类的“道德基础”( 4 ) 之上的有意为之：他想重画都市文化之下上海的现代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在上海特定历史时空之中的有效性？如果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应该如何勾勒与展开？李欧梵对前者的处理可谓大气又小心翼翼。他狐狸式的杂（转承多师）既表现了他视野的开阔与驳杂，同时也是勾勒迷幻上海的必需。难能可贵的是，五花八门的理论并非博学象征的炫耀，而是化为论证强有力的支撑或推进借助。 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论述波德莱尔对巴黎“游手好闲者的注视”以及“游手好闲者”中包含的悖论（一个现代艺术家所要反抗的环境是他提供生存的地方）并不能在“东方巴黎”一一上海身上得到原封不动的吻合与挪移。李欧梵认为，上海的“摩登”作家“似乎很沉醉于都市的声光化电而不能作出超然的反思”（页46），而相对于塞图（Certeau）“漫游”传统的丰富性， “上海的作家和居民做了上述的一切，但并没有提炼出漫步的艺术。他们只是在日常活动中，穿过城市空间”（页47）。李欧梵的理论挪用显然顾及到了语境的对应性。同样，李欧梵在借用麻特.卡林奈斯库（Matai Calinescu）的关于颓废的精妙论述、指向上海作家/文本中的颓废和浮纨时， 显然也是对症下药，彰显了适可而止的针对性。“如果我们用这种观点来分析现代中国语境，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因为线性发展的现代性观念一直受到‘五四''知识分子的广泛欢迎，他们还不曾体会到发展的恶果。”（页247）而他有机借用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的新新理论时也同样显现了他搭建理论架构时的开放视野及谨慎姿态。 王德威在点评《上海摩登》时指出， “在研究现代上海过程的著作中，此书无以比拟的成就最高。李欧梵重新绘画了上海的文化地理，刻画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市与租界的微妙关系。此书史实超卓，文辞优美，端的令人钦佩；本书并预示着新世纪的一种新文化评论风格”。( 5 ) 剔除文辞中书稿推介的诱惑意味，李欧梵重构上海现代性的内在理路与外在描述无疑因此特别耐人寻味。 全书共分三部分：一、都市文化的背景；二、现代文学的想像：作家和文本；三、重新思考。不难看出，第一、二部分的进路恰恰是李欧梵对 “物质生活上的都市文化和文学艺术想象中的都市模式的”( 6 ) 的巧妙连接，它们从不同的层面再现（represent）抑或重构了上海的现代性。 而第三部分则体现了李欧梵对上海现代性的简单总结与定位（一种中国世界主义及其终结），同时他也提出问题，香港与上海如何互为镜像与审视自己的“他者”的？ 李欧梵在第一部分中对上海现代性的物质性呈现可谓煞费苦心又别具匠心。毛尖提供了对该书的四种读法（当小说看，当散文看，当 “老上海摩登指南”，一部极其严肃的批评专著）( 7 ) 与其说是给读者奉上了四把开启的钥匙，不如说从另一方面讲，体现了李欧梵该书书写风格与内容的五彩缤纷，乃至令人眼花缭乱。李欧梵首先意趣盎然地重述了承载现代性物质性的公共空间：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和跑马场、“亭子间”等，毋庸讳言，这些物质载体作为现代性的重要标志（页27）既是对上海现代性的物质性呈现，同时也营构了鲜活灵动、跃然纸上的当时集体日常生活的空间一一摩登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李欧梵对细节（ detail）的关注和再诠释，这样就使他“不仅跳出文本的局限，更关注文本与历史的联结；既避免一种概念的阅读，而更带有他个人感性体验的特点”。( 8 ) 如他对舞场中一个舞女日常开支的精打细算并非表明他的无聊与琐碎，相反，个中意味值得仔细品味。因为她们恰恰体现了对某种传统的反拨，“如果我们把关于舞女的描述和更早时候关于艺妓、影星的文章一起读，把她们视为一个文化系谱里不同方面的象征，我们就能追溯出一个用不同方式以女性为中心的传统”（页35）。她们诚然可以被“现代化”为都市物质文化的载体/客体， 但同时她们更加张扬了自己的“主体性”：对男人投射自己的欲望，甚至在现代公共消费空间中游刃有余地戏耍男人。 以印刷文化作为考察上海现代性建构的独特切入也体现了李欧梵对城市物质空间更深一层的推进式思考。 “在中国，现代性带着它所有的含糊性还是成了这种景观的主导风貌，就像即使没有韦伯式（Weberian）的对‘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和‘解魔'' （disenchantment）的关心，‘工具理性''的实际运作还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页58）。李欧梵以《东方杂志》为例考察了作为现代性文本承载的杂志对“新知”的功利性引进以及教科书、文库更多是作为一种启蒙事业对中国现代性的期待与制造。同样，《良友》画报的被条分缕析也体现了李的细腻与独特：对女性服饰的演变、现代生活广告的分析说明了《良友》对都会现代性的细致的、相对完整的想像。李欧梵对月份牌“无微不至”的观照也着眼于如BenedictAnderson所论及的时间恰是现代性得以构建的基础，同时，月份牌的“中国特色”（如公历、农历并存，画中女子的商品性和中国意象等）却又指涉了上海都市文化中的现代性想象。对印刷文化的巧妙处理其实包含了如下的匠心，“从精英化的宏伟理念和宏大论述的阵营转到有关都会出版文化的一个更大众的领域”（页95-96）。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李散文化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中得到佐证。 对上海电影的都会语境的考察以及对书刊中文学现代主义的剖析则进一步表现了李对都会现代性制造的层进探索。 “看电影很自然属于这种新生活方式的范畴”，关键的是，电影更是“创造新的、流行的、关于都市现代性的文化想象”的“主要媒介”之一（页109）。 书刊（含期刊杂志）同样也营构了一个虽不完整但个性鲜明的都市现代性。难能可贵的是，李欧梵 “无法不加以褒扬”( 9 ) 的对施蛰存个人所藏部分西文书与文本现代性再造的关联的独到关注，使他可以为从更多渠道考察中西现代性的“文本”关系打下良好的个案基础。 由上可见，当李欧梵将高楼大厦、咖啡馆、娱乐场、舞厅、期刊杂志、百货公司等现代性的物质载体的都市文化空间一一罗列出场时， “他的主题也在语言的层面上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来，它们在‘摩登''这个总的意象里自由地、欢欣地敞开，这是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第一次得以如此隆重地集体亮相，如此光彩夺目地共同隐喻一个现代性的无穷疆域”。( 10 )该书第二部分从现代文学中的作家/ 文本角度来想像都会现代性既是对其他媒介如印刷文本、电影等重构上海现代性的大力扶持、平行呼应，又是从更高哲学思考意义上表现、再造都会现代性的一种高级向度。 张爱玲与上海密不可分的互相借重关系成为素来对张青睐有加的李欧梵论述的焦点自不待言，而作为新感觉派（此处采取通用命名）作家的施蛰存、穆时英、刘纳鸥纳入李的视野也绝非偶然，因为 “他们非但是典型的上海城市中人，而且他们的作品也极为‘城市化''一一以上海为出发点和依归。我们也可以把他们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现代主义''的始作俑者。”( 11 )不言而喻，在李欧梵的眼中，以上几位似乎天生就是上海现代性的文学阐释者。 如周蕾所言， “张爱玲处理现代性的方法的特点，也就在于这个整体的概念。张爱玲这个‘整体''的理念，跟那些如‘人''、‘自我''或‘中国''等整体的理念不一样。在她的小说中，这种不依规范，把现代性同时视作整体和细节的处理方法，可以从她建构人物角色这个叙事体中最传统的一个环节上找到”。( 12 )不仅是细节处理，张爱玲还通过其他技巧向我们诉说并铭刻了都市上海的“普通人的传奇”（页304）。而对于新感觉派的三位主将来讲，无论是弗洛伊德（Freud,Sigmund,1856-1939.）心理分析在小说中的内化与衍变，还是女性身体、欲望在上海都会空间中的展览、释放与智慧戏弄都彰显了上海现代性，而颓废和浮纨其实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副面孔，不过这副面孔深深地打上了上海都会的印痕。 二、考问现代性：内核、他者与另度理路 毋庸置疑的是，上海现代性本身应该是多姿多彩的、众声喧哗的，它不可能只是单调与古板的统摄者。而需要指出的是，李欧梵的这种探索是早有预谋的规划， “我写《上海摩登》时有一个很自觉的选择。当时整个中国根本不把都市文化放在眼里，我的立意是重新恢复上海的都市文化”。( 13 )甚至极有可能李欧梵在强调上海的都市文化时有矫枉不得不过正的做法，其殷殷之情自然可以理解。 最近上海文化界对《上海摩登》的有些批评实在缺乏 “了解之同情”，指责它“只是怀十里洋场的旧，对底层生活的艰苦却视而不见”明显对错了焦点因而问错了问题，有吹毛求疵之嫌。而如果只是将《上海摩登》纳入上海怀旧的热潮中进行观照，认为怀旧时尚化“消解了文化和思想的多样性”在不无道理之余，也是对李欧梵重构和想像上海现代性复杂操作的简单化和低估。因为李欧梵“对老上海的心情不是目前一般人所说的‘怀旧''，而是一种基于学术研究的想像重构”（中文版序，页4）。 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李欧梵对上海现代性的勾勒与再现并非完美无缺至无可挑剔，因为，无论如何，它也是一家之言，也仍然有足够的批评空间供后来者开创。 尽管李欧梵以其狐狸式的智慧扩大了对中国现代性认知的可能性，但我仍不惜顶着一个本质主义者（ Essentialist）的帽子提出疑问：到底都会语境下上海现代性的内核是什么？它有没有更高的表现层次？我们还可以从哪些向度进行剖析才可以获得更深一层的追问，甚至发展它？我们怎样处理上海现代性内部的复杂纠缠？当然，我不可能在此文中回答所有问题，但或许我可以做些抛砖引玉的工作。 1、 未完成的现代性。李欧梵很敏锐地指出了上海现代性塑造中的功利性因素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中国作家营造他们自己的现代想象的过程中，他们对西方异域风的热烈拥抱倒把西方文化本身置换成了‘他者''。在他们对现代性的探求中，这个置换过程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种探求是基于他们作为中国人的对自身身份的充分信心；实际上，在他们看来，现代性就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页323）。但同时李欧梵对上海现代性的整体特征和所含层次的论述却着墨较少。同样，在重构和想象这种现代性时，除了物质性层面以及文学文本角度的论证以外，我们还需要怎样的精神层次缕述？李欧梵对现代性的闪烁其词和犹疑不定往往令人有种意犹未尽之感。 如果我们考察当时上海的文学传统和线路，依据许子东博士的划分，我们至少可以分为如下三类不同的取向： 1 承继陈独秀《新青年》与鲁迅《呐喊》的左翼传统，他们认为文学应该是为了救国救民；2 发达于上海的的鸳鸯蝴蝶派；3 强调都市的现代派，包括施蛰存、穆时英、张爱玲等。( 14 )不难看出，《上海摩登》中在重构上海现代性时主要倚重了与都市有直接关联的现代派。然而，我们同时必须关注的是，作为当时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学”是怎样表述它们心目中的上海的现代性的？比如著名作家茅盾在《子夜》中是如何处理都会语境下上海的现代性的？哪怕这种现代性被异化为“他者”，甚至妖魔化。李欧梵虽然曾经提及为研究这种都会文化收集资料时对茅盾的浓厚兴趣，( 15 )但不知因何故让这种另样姿态的现代性缺席。 同样，鸳鸯蝴蝶派文学也应该不容忽略，个中所蕴含的别致的 “被压抑的现代性”( 16 )是否也可能凸显出上海现代性的另类姿态？ 2、现代性的内部：反抗现代性？ 回到这种都市文化的现代性中来，我们仍然想问的是，在这种现代性的重构中，是否忽略了其他维度的纠葛？比如，反抗现代性等等。 不难想象的是，李欧梵所要竭力对抗的乡村型研究范式在还原到 1930年代的历史时空中去时，我们需要明了的是，作为被广大农村包围的唯一现代化大都会一一上海，在实际上也很难逃脱乡土与传统的浸染，从而难保理想的都市现代性的纯粹性。而这种浸染可能会逐步侵入到上海现代性中去并成为其中并行不悖的浑然存在。 我们回到李欧梵视之为从作家 /文本角度想像现代性的重要支撑 一一新感觉派上来，尽管“新感觉派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现代性是其标志和显著特征，但在他们笔下却流露出反现代性的主题；都市是新感觉派作家的家，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它培养了他们的新感觉，是他们创作的起点和终点，但他们竭力背叛它，向田园逃遁”。当然，这种反抗现代性在主题上是“反都市”，在表现形式上也是“向传统复归”。( 17 )自然，我们必须考虑到上海现代性中错综复杂的对立或交叉等纠葛。 结语：指责李欧梵勾画的摩登上海地图残缺不全也罢，褒扬它是研究上海现代进程中的同类著作中最为精彩的一部也罢，李欧梵颇具争议的《上海摩登》以其丰富翔实的史料、细腻扎实的实证分析、五彩缤纷的活泼笔触向我们重构了一个立体的现代上海。他对中国都市文化批评范式的确立、研究理路的拓宽及方法的开放性都树立了一个精彩的典范。当然，毋庸讳言的是，上海现代性自身蕴含的复杂多样与研究主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主观视角等等都注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未完结性。 (1)粗略梳理一下李欧梵的学术之路，我们不难发现这一规律。从他1970年代《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Writers, Cambridge , Mass. ,Harvard UP, 1973）对“五四”一代浪漫作家的重估就令人瞩目、好评不断。当他将矛头（学术兴趣）转向鲁迅研究时，《鲁迅和他的遗产》（Lu Xun and His Legacy,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eo Ou-fan Le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及《铁屋中的呐喊：鲁迅研究》（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Xun, Bloomington:Indiana UP, 1987）的出产则又令鲁迅研究界耳目一新：他把鲁迅从“神”到“人”的还原和对鲁迅诸多层面的立体观照使我们可以廓清种种人为以及意识形态散布的迷雾从而更好的重读（识）鲁迅。而《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 1930-1945, Cambridge , Mass. , Harvard UP, 1999）的转向则又被置于上海怀旧的热潮中，成为重构都市上海的不容忽视的一家之言。 返回 (2)陈建华语，分见李欧梵著《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前言》（上海：三联书店， 2000），页7，3。 返回 (3)李欧梵著《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页119。 返回 (4)李欧梵著《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页125。 返回 (5)李欧梵著《上海摩登》，毛尖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页349。 返回 (6)李欧梵著《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页128。 返回 (7)详可参毛尖〈一种摩登批评〉，见《二十一世纪》第56期，1999年12月，页145-148。 返回 (8)陈建华语，见李欧梵著《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前言》，页6。 返回 (9)赵武平〈李欧梵的摩登上海〉，见《中华读书报》，2000，9，27 返回 (10)毛尖〈一种摩登批评〉，页148。 返回 (11)李欧梵著《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页112。该书中有专文论述三位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中国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一一施蛰存、穆时英、刘纳鸥〉。 返回 (12)周蕾著《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1995），页219。 返回 (13)江迅〈上海摩登没有失真〉，见《亚洲周刊》，2002年10月28日-11月3日。 返回 (14)小施〈上海 香港 台北：“三城文学”互放光彩〉，《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7日。 返回 (15)李欧梵说“左翼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而我对茅盾的兴趣很大，尤其是他的《子夜》和《虹》”。见《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页126。 返回 (16)王德威著《想像中国的方法》（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12。 返回 (17)具体可参黄献文著《论新感觉派》（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第5章〈新感觉派的乡土、传统情结〉，页84-120。 返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