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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是八○年代以来，大陆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早在八○前期，她就以︽雨，沙沙沙︾、︿阿跷传略﹀等系列作品，赢得注意。这些作品白描文革以后大陆生活的变貌，平实细腻而又充满感伤，很能体现又一辈年轻作家的心声。但比起许多一鸣惊人的作者，王安忆的成绩并不能使人眼界一开；尤其对照彼时台港作家的水准，她的作品至多得列入中上格。然而王安忆的潜力及韧力两皆惊人。她写作不辍而且勇于创新；及至九○年代，终以︿叔叔的故事﹀等作大放异彩。而随后的︽纪实与虚构︾、︽长恨歌︾等，更证明她驾驭长篇说部、想象家国历史的能力。 在政治及经济的剧烈冲击下，大陆﹁新时期﹂文学变动频仍。从伤痕到反思、从寻根到先锋、从新写实到新历史，在在令人眼花撩乱。从王安忆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些运动她都身与其役。像稍早的︿本次列车终点﹀、︽六九届初中生︾，以文革期间流放各地的知青为主人翁，写他们不堪回首的激情经验，步步维艰的生存竞争，不脱感怀伤痕的基调。但王之后笔锋一转，推出了极具草根风味的︽小鲍庄︾。这部作品以半带魔幻写实的笔触，刻画农村人事沧桑，探讨人性在自然及人为灾害下的善恶分野，正呼应了应时当令的寻根文学精神。与此同时，王安忆也开始涉足﹁性禁区﹂，重新开拓情色文学的可能性。有名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写禁欲社会中的平凡男女，如何在强大欲力的驱使下，追逐情爱的满足。粉身碎骨，在所不惜。 一 女性‧上海‧生活 王安忆的文笔酣畅绵密，思路细腻圆转；这些特征已在上述作品里可以得见。但大陆八○年代中后期的小说界，百家争鸣，一片旺象。与许多已然或正要走红的作家，如阿城、韩少功、莫言、苏童等相较，王安忆的小说善则善矣，但总好像缺了点什么。︽小鲍庄︾那样的道德寓言，感人有余，却不如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来得更惊心动魄。﹁三恋﹂小说写情欲荒原里的男女挣扎，则又缺少了苏童︿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类作品旖旎多姿、踵事增华的魅力。而其它的长篇，像︽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等，千言万语，竟遭到﹁写实上的﹃流水账﹄﹂之讥1。 八九年前后躁郁血腥的政治风气，曾使不少作家偃旗息鼓。或流亡海外，或改行﹁下海﹂；以往文坛的喧哗骚动，自此风流云散。王安忆却在蛰伏一年后，重新出发。十年磨剑，但看今朝。这一回王安忆的感伤多了自省意味；她的激情平添泼辣世故的风姿。九○年秋天，她推出了︿叔叔的故事﹀、︿妙妙﹀、︿歌星日本来﹀等中篇。这些作品依然留存王﹁有︵太多︶话要说﹂的姿态，但套句她自己的话，其中更有了要﹁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的冲动。 这﹁总结、概括、反省与检讨﹂的冲动，其实不脱以往﹁毛文体﹂的修辞特征。然而王安忆终能证明，就算是﹁毛文体﹂有万般不是，它已成为﹁新中国﹂创作挥之不去的源泉之一。一反八○年代寻根与先锋运动时，老少作家告别革命文学的决绝立场，王沉潜下来，不仅写毛政权加诸于当代作家的原罪，也要写﹁新时期﹂所滋生的希望与虚惘。更重要的是，她不仅意在检讨她所置身的社会，同时也批判描写或反映这一社会的作家││包括她自己在内。 ︿叔叔的故事﹀一作，因此特别值得一提。这篇小说中的叔叔可谓是王对前辈作家的虚拟昵称。透过叙述者﹁我﹂││一个年轻的作家││对叔叔艰困的生涯的追溯，王安忆其实铺陈了中共文坛自反右到文革的一页沧桑史。王笔下的叔叔曾是中共文艺下的牺牲，但风流水转，叔叔的﹁伤痕﹂也成为他重新崛起的资本。文学曾是像叔叔这样作家所执着的理想，但小说一路写来，这一理想的实践却显现了种种龌龊动机：大至意识形态的取舍，小至卑微情欲的消长。叔叔终要喟叹：﹁做一名彻底的、纯粹的作家原来是一个妄想﹂，是一种﹁阿Ｑ式的逃避﹂，一种﹁胜利大逃亡﹂。王运用了不少后设小说技巧，自我拆解、质疑种种预设立场；出入于有关﹁叔叔的故事﹂的不同版本间，她不得不喟叹﹁叔叔的故事﹂没有快乐的结尾，而讲完了﹁叔叔的故事﹂的作家，也再讲不出快乐的故事。 但不管快乐不快乐，故事还得讲下去││这是作家的本命。九○年代以来，王安忆创作的另两项特征：女性情欲的探勘，及﹁海派﹂市民意识的描摹，愈益凸显。写女性周遭的种种，也许是台港文学中的老生常谈。但经过三十余年情欲管制、性别中立的政策后，大陆文学的情色论述要到八○年代中期，才得初具规模。而对女性身体、欲望及想象疆域的重新界定，更不是容易的事。王安忆的﹁三恋﹂小说，尽管已在滥情边缘打转，却兀自散发强烈的女性自觉与抗争意识。这几篇小说中的女性，或出于无来由的欲望渴求、或出于﹁错误的﹂生命判断，陷入一次次的情色试炼中。在那样荒芜严峻的政治背景下，她们卑屈却无畏的找寻慰藉。偷情通奸、野合苟欢，她们以肉体片刻的震颤交换政治无穷的劫毁，其所显现的凄绝精神，在台港女性意识文学中亦不多见。小说发表后引来的︵男性中心︶怒目或侧目，因此并不令人意外。 ﹁三恋﹂小说的大胆放肆自不待言，毕竟仍有浓浓的﹁宣示﹂意味。豪爽女人豪爽之后，还是有柴米油盐的琐碎人生，需要经营。王安忆后来的一些女性意识作品，对此更有露骨的观察。︿弟兄们﹀写三个情同手足的女孩子，如何在校园内建立她们的友谊乌托邦，又如何见证了这乌托邦的土崩瓦解。当男性的诱惑、婚姻的考虑、经济的压力接踵而至时，这三个﹁弟兄﹂们方才意识到相濡以沫的女性情谊，哪里敌得过媳妇们老婆们妈妈们这些标签。小说的三个女性绝非完人；她们相互呕气徇私，却又难分难舍，最后曲终人散，空留无限怅惘。三○年代的庐隐，曾以五个女性朋友的悲欢离合，写下了︽海滨故人︾；︿弟兄们﹀应是王安忆对这一传统的敬礼。 另一方面，王安忆也由︿逐鹿中街﹀、︿归去来兮﹀、︿流逝﹀等作，更进一步探讨婚姻制度与两性关系间的角力。这类作品侧写少年夫妻的生活面貌，由不识愁滋味到闺房勃溪，由天作之合到天作之祸，竟有不得不然的逻辑关系。是在这些作品中，王安忆显现了她的写实功夫。绵密不尽的日常生活其实早有十面埋伏；炊烟尽处，正是硝烟起时。千万人家的啼笑姻缘，原来是如此令人哭笑不得。 但王安忆对妇女与生活的观察，需要一地理环境的观察，才更能显出她的特色。女性情欲自主权的追逐、姊妹情仇的起落，不管如何具有话题性，还是得落实到一具体时空背景里，才更能扣人心弦。在这一方面，王安忆其实得天独厚。她所生长的上海，﹁解放前﹂曾是空前繁华复杂的花花世界。而从五○到八○年代，这座城市更遍历政治纷争、经济荣枯。清末的上海，成就了︽海上花列传︾这样的狎邪小说。民国的上海，既是鸳鸯蝴蝶派的舞台，也是革命文学的焦点；既是新感觉派作家的灵感泉源，也是遗老遗少的述写对象。更不提张爱玲、徐吁等作家对她的热切拥抱。上海的文学，形成海派传统││一种张致作状的生活方式，一种纯属都会的，喧哗又带疲惫的，写作姿态。然而随着中共政治及文学视景的建立，乡村压倒了都市，海派传统也就由盛而衰了。 王安忆八○年代的作品中，已隐约托出她对上海的深切感情。流徙四方的知青，原来是无数上海穿堂弄巷出身的儿女。这座老旧阴湿的城市，包含││也包容││太多各等各色的故事。诚如评者指出，王安忆写农村背景的︽小鲍庄︾时，其实离开了她安身立命的创作温床；笔触再好，也显得扞格不入2。九○年代的王安忆，则越来越意识上海在她作品中的分量。她的女性是出入上海那嘈杂拥挤的街市时，才更意识到自己的孤独与卑微；是辗转于上海无限的虚荣与骚动间，才更理解反抗或妥协现实的艰难。 由于历史变动使然，王安忆有关上海的小说，初读并不﹁像﹂当年的海派作品。半世纪已过，不论是张爱玲加苏青式的世故讥诮、鸳鸯蝴蝶派式的罗愁绮恨，或新感觉派式的艳异摩登，早已烟消瓦灭，落入寻常百姓家了。然而正是由这寻常百姓家中，王安忆重启了我们对海派的记忆。在如此新旧夹缠、混乱迫仄的世界里，上海的小市民以他们自己的风格恋爱吵架、起居行走。他们所思所做的一切，看来再平庸琐屑不过，但合拢一块，就是显得与其它城市有所不同。这里或许有﹁奇异的智慧﹂？套句张爱玲的名言：﹁到底是上海人！﹂3 王安忆这一海派的、市民的寄托，可以附会到她的修辞风格上。大抵而言，王安忆并不是出色的文体家。她的句法冗长杂沓，不够精谨；她的意象视野流于浮露平板；她的人物造型也太易显出感伤的倾向。这些问题，在中短篇小说里，尤易显现。但越看王安忆近期的作品，越令人想到她的﹁风格﹂，也许正是她被所居住的城市所赋与的风格：夸张枝蔓、躁动不安，却也充满了固执的生命力。王安忆的叙事方式绵密饱满，兼容并蓄，其极致处，可以形成重重迭迭的文字障││但也可以形成不可错过文字的奇观。长篇小说以其庞大的空间架构及历史流程，丰富的人物活动诉求，真是最适合王安忆的口味。张爱玲也擅写庸俗的、市民的上海，但她其实是抱着反讽的心情来精雕细琢。王安忆失去了张那种有贵族气息的反讽笔锋，却︵有意无意的︶藉小说实践了一种更实在的海派生活﹁形式﹂。张爱玲的长篇不如短篇精采，其是偶然？ 由此我们回顾王安忆有名的写作四不政策，才更觉会心一笑：一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二不要材料太多；三不要语言的风格化；四不要独特性4。这是王安忆的自我期许，还是自我解嘲？这些年来她的创作量惊人，有得意的时候，但也有失手的时候。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看得太多，最特殊的事物也要变成寻常生活的插曲。而鸡毛蒜皮的小事，是每天必得对付的阵仗。这样大剌剌的四不政策，颇有点见怪不怪的自得，一种以退为进的世故，也只有见过世面的作家有本钱说出。这是海派的真传了：王安忆是属于上海的作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