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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千百年后吧。文明升沉，万事播迁，五洲板块又是几度震荡后，有个曾叫台湾的岛屿依稀残存。朔风野大，天地洪荒，早已阒无人烟的古都台北，或还残存当年一二繁华遗迹？沿着昔日总统府、二二八纪念公园旧址行来，荒烟迷漫，鬼声啾啾。掘地三尺，哪还有半点尸骸。倒是千百页尚未腐化尽净的断简残篇，成为对某个世纪书市文化的最后见证。 一阵腥风吹起那些书堆，啪啪，你彷佛听到阵阵歌哭之声：﹁昨日当我……﹂、﹁想我……﹂、﹁我记得……﹂。是老灵魂的声音么？穿过死生大限，它还是阴魂不散！世事混沌不清，世事又全如所料。在历史废墟间，老灵魂彳亍徘徊，不忍离去││一切早都关灯打烊了，它还在摸黑找些什么？ 自八○年代末期以来，小说家朱天心开始营造她的老灵魂世界。阅人述事，洞若观火，笔调则如此老辣苍凉。从︽我记得……︾到︽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再到新作︽古都︾，朱的创作量不能算多，但每次出手，必然引起议论。读者或为她的题材侧目不已，或为她的﹁论文体﹂叙述啧啧称奇。但最不可思议的，还是她率团登场的老灵魂人物。老灵魂来自各行各业，穷通蹇达不等，但个个﹁先天下之忧而忧﹂。他︵她︶们悸惧衰老与死亡，却有穷究老与死的兴趣。他︵她︶们看来对一切都不在乎了，却比谁都更在乎一切。在朱天心的指挥下，老灵魂渗透你我之间，散播末世消息。人家希望、快乐，老灵魂暗自神伤；人家心灵改革，老灵魂心乱如麻。这真是群杀风景的人物。 而朱天心自己也是个老灵魂么？小说家和她的人物真得对号入座么？也不过就是十多年前吧，朱天心凭着︽击壤歌︾、︽方舟上的日子︾等作，颂赞青春，风靡多少学子。几番周折，她竟抛弃同辈读者︵如我等︶，决心先自行老去。但她老得并不彻底，她还有话要说。过分老于世故的人其实写不出像︿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匈牙利之水﹀这样的作品。是犬儒，也是天真，朱天心的作品因此形成一种风格的时差。这也许可作为我们进入她﹁老灵魂学﹂的一个门径。 一 与历史怪兽搏斗 朱天心作品最重要的特色是对时间、记忆，与历史的不断反思，而她老灵魂式的角色成为启动此一反思行为的最佳媒介。老灵魂生年不满半百，心怀千岁之忧。他︵她︶们知道太平盛世其实隐藏了无数劫毁的契机，也惊讶在死生大限之前，凡夫俗子竟能活得如此浑然无知觉。今朝欢乐，明朝枯骨，生命的必然与偶然，不就是一线之隔。虚空的虚空啊，一切的贪痴嗔怨，总要归于徒然。老灵魂独探死生的幽微逻辑，夙夜匪懈，且啼且笑，于是有了不能已于言者的冲动，有了书写的欲望。 论者可以轻易指出，老灵魂的忧虑就算事出有因，毕竟是有闲阶级的玩艺儿。芸芸众生未必真傻到不知生老病死，然而眼前的﹁近忧﹂都照顾不来了，还谈什么远虑？朱天心的人物都犯了一个毛病││杞人忧天。朱天心要不以为然了。她可反驳她的老灵魂其实个个胸无大志；他︵她︶们所关心的就是眼前的芝麻绿豆。一般人自谓看近难看远，说穿了，看得还是不够近。谁能想象这一分钟的家常，埋藏了下一分钟的什么噩耗？老灵魂事事关心，事事担心，他︵她︶们活得好累，也是不可救药的现实主义者。 朱天心折冲于最细密的现实关怀，以及最迂阔的生死忧思间，形成了她作品中的一大吊诡。照道理说，已经看到死亡另一面风景的老灵魂，还有什么心情斤斤计较浮世人生？但我以为这一吊诡是她叙事风格的基础，也与她想象历史的方式息息相关。看她的作品，尤其像︿预知死亡纪事﹀及︿拉曼查志士﹀等，不由你不觉得她笔下人物忧生忧死，已迹近妄想狂的征兆。﹁人有旦夕祸福﹂真是他︵她︶们的座右铭。有幸死得其愿、死得其所的人毕竟太少。为了﹁走得﹂干净，老灵魂们上自生辰八字，下至内衣内裤都得事前交代打点。但欲洁何曾洁，只怕生命中的琐碎让我们活得谨小慎微，死得也不明不白。︿﹁预知﹂死亡纪事﹀，顾名思义，已充满自我解嘲玄机。死亡如果是一了百了，哪由得我们预知后事？生命是如此嬗递紊乱，怎能叙述纪事？老灵魂是在打一场看不见敌人的仗，其虚张声势处，恰如四百年前的唐 ? 吉诃德一般。 朱天心及她的人物一方面苦于世事无常，一方面又贪婪的吞吐千百种过眼信息，成为一种文字反刍奇观。读者或要为她益趋漫漶的风格所苦，因为她越来越不能讲个一清二楚的故事。但换个角度，朱天心放弃传统定义的故事性，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藉此她反可能逼近现实无明也无常的面相。她的琐碎议论姿态成为对抗历史大说的方式。所谓本末倒置于她或有新解。当事物的﹁本﹂已无所可本，我们所能有的也只是枝微节末。正因为朱及她的人物意识到大历史的了无理性，他︵她︶们对生活的细节，对记忆的缝隙，愈发变本加厉的摩挲思辨。 在这一方面，朱天心让我们想到了张爱玲││尽管张可能是她雅不欲再有轇轕的家传秘方。想想张的名言： 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 1 张爱玲素以惟妙惟肖的模拟技巧，赢得口碑，事实上她胜于一般写实作家之处，更在于她从不把现实视为当然。她的白描功夫与其说建构纸上现实，不如说因其过于精密尖锐，因而粉碎了我们居之不疑的现实观。朱天心的风格并不近于张，但在想象大难当前，﹁苟且偷安﹂的方法上，居然与祖师奶奶仍有若合符节之处。 二 我记得什么？ 言归正传，朱天心创造老灵魂的过程，究竟十分曲折。由于家学渊源，十来岁的朱已颇有大将之风。再加上老牌才子胡兰成的点拨，下笔行文在在令人惊艳。︽击壤歌︾所焕发的率性浪漫，不啻是鹿桥︽未央歌︾的一脉真传，而朱天心那样﹁随便﹂的就念完北一女，还成了台大人，真让我辈叹为观止。与此同时，朱参与﹁三三集刊﹂活动，诗书天下，礼乐江山，好不热闹。她的军眷家庭背景当然也对她多有影响，天地正气到国家主义再到儿女英雄，一种紧密内烁的生活形式及信念，于焉兴起。 然而才女终将长大，时光难再倒流。早在大学时期，朱天心已兀自在思考着生命无可奈何的变数。像︿未了﹀、︿时移事往﹀、︿昨日当我年轻时﹀这些篇目题名，都宣示了她对感情、身分、年岁的焦虑││尽管她急切的言志倾向，每每使作品读来造作。然后她推出了︽我记得……︾︵一九八七︶，以一系列犀利讽刺的故事，为老灵魂式角色画下雏形。 ︽我记得……︾后十年间，朱天心除了创作，也浅涉政治活动。她的改变，竟与台湾从戒严到解严，从一党到多党的时刻表相互辉映。批评家乐得就此大作文章。或强调朱因族群、政治信仰认同的危机，由青春浪漫变得辛辣保守︵詹恺苓︶；或指出她一向追求主流以内的政治正确性，面临九○年代的众声喧哗，不免无所适从起来︵何春蕤︶；或批评她的性别意识过于画地自限，间接反映她国族认同上的故步自封︵邱贵芬︶ 2。这许多研究中，黄锦树的专论︿从大观园到咖啡馆﹀最为可观。仔细爬梳朱的作品后，黄写出朱的创作时空及风格上的巧妙互动，以及她投身、记录及批判社会动态中的特征。黄锦树更提醒我们胡兰成当年对朱的评价及期许，从而见证朱与她胡爷爷间颇见张力的对话关系3。 这些评论不乏中肯意见，但也有一二声音过分依赖当今的政治及理论立场，对朱训勉有加。评者的赞弹，朱尽可嗤之以鼻：小说的可读性与否，与政治或文学理论正确性多寡，其实没有必然关系。意识形态最保守的作家︵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可以写出最激进的作品，何况台湾这年头左右统独交投热络，谁激进、谁保守，还有待下回分解。朱对历史的不确定性念兹在兹，这几年政坛学界的怪态早就是她下笔的好材料︵如︿佛灭﹀、︿我记得……﹀︶。面对冲着自己来的﹁历史﹂评价︵包括本文在内︶，大可以自谑谑人的方式，好好分析一番。 我的问题在于，不管怎么看朱天心的前世今生，多数评者的立论皆止于单线史观，他︵她︶们以朱前期的青春纯真对照后期的世故泼辣；或以前期的天父国父师父︵胡兰成︶三位一体对照后期的﹁去圣已邈，宝变为石﹂。朱天心的创作历程因此成为一则堕落与成长的故事，一则失乐园式的神话。自诩前卫的评者尤其不耐朱的频频回首姿态；历史裂变之后，她似乎越来越举足维艰了。对这些批评，朱也曾切切以小说或评论形式，有所辩解。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她的反驳同样落在起承转合的逻辑里，以致与她的﹁敌人﹂们形成五十步与百步的拉锯。 我同意多数评者的看法，认为朱天心在八○年代末期经历了题材与风格的断裂，但却以为这一裂痕的前因和后果，不见得如此清楚明白。我更以为朱天心所创造的老灵魂人物隐含了繁复的时间、记忆线索，而作为创作者，朱仍然低估了这些老灵魂们的潜力。对那些嘲笑她不够民主前进的人，朱天心可以幽幽的叹道：在历史的进程里，她与她的老灵魂正如班雅明︵ Walter Benjamin︶的天使一样，是以背向，而非面向，未来。他︵她︶们实在是脸朝过去，被名为﹁进步﹂的风暴吹得一步一步的﹁退﹂向未来4。不仅此也，只要历史与记忆代表着一种人为的时间纪录，过去与未来总是不断分殖增减，任何可见的裂变，也不过是权宜的时间坐标罢了。 如果老灵魂真如朱天心所谓，可以预言休咎，那是因为他︵她︶们对往事看得太细太多。如果老灵魂逃避历史，那是因为未来的变量使他︵她︶们无从对过去遽下论断。细心看来，朱天心这几年的小说不仅仅在重复追悼一种历史而已。她每一则有关老灵魂的故事都挖掘出我们记忆过去，构想现实的又一断层。最显而易见的，她写反共复国迷信的消失，革命建国神话的兴起︵︿十日谈﹀、︿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并惊异于刚破除迷信的人怎又制造神话。在国家论述外，朱为不同族群、性别、行业追寻历史，形成一种人类学式的总汇 5。任劳任怨以致不成人样的妈妈︵︿袋鼠族物语﹀︶，暗通款曲的女同性恋︵︿春风蝴蝶之事﹀︶，心口不一的社会良心分子︵︿佛灭﹀︶，时有非分之想的安分小民︵︿第凡内早餐﹀︶，当然还有江湖老去的眷村少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每种﹁人类﹂都有他们的谱系。不应，也不能，化约为一简单的历史叙述。 而当这些类别的人物相互交错，他︵她︶所构成的繁复动线，才让我们更惊异于朱天心的驳杂史观。想想袋鼠族妈妈如何有朝一日可成为半吊子股票族及政治族︵︿新党十九日﹀︶，或良家妇女如何在累积杂物的过程中︵︿鹤妻﹀︶，可能与那个杂货店老板兼恋童癖者互通有无︵︿去年在马伦巴﹀︶。这些角色各有各的生存轨迹，却都从无意义的交会甚或交易中形成自己身分的认知。朱天心应会慨叹，历史何尝不是一种附加价值，一笔多余的开销︵ surplus value︶，只是所交易的项目，因人而异。知识分子或许隐隐感到自己的不诚实，但赚到手的利益怎能拱手让出？︿佛灭﹀中的反对运动菁英其实是最精明的投资者，一句﹁我存在，因为我反对﹂恰似政治活动的卖点，文化理论的明牌。而︿我记得……﹀中的广告商只有在命危时，灵光一现的记得往日乌托邦式政治寄托。 从政治到广告，从历史到杂碎，识者或要诟病朱天心的犬儒尖诮。然而唯其如此，朱显示出她的眼光与众不同。主流的历史是选择性记忆过去的历史，或说穿了，是遗忘︵绝大部分的︶过去的历史││国、民两党纪念二二八的方式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大家急于为过去翻案或定案时，像朱天心这样的作者贸贸然跑出来喊一声﹁我记得﹂，难怪要干犯众怒。她记得我们应该忘却的，想起我们不愿或不敢记得的。由是观之，︿去年在马伦巴﹀的拾荒者／杂货贩子角色，真是她老灵魂的原型人物，而她伪百科全书式的叙事方法，实在是良有以也。 朱天心最近的作品更变本加厉，强调我们的记忆不只凭借知识经验，也凭借感官本能，像是嗅觉与听觉︵︿匈牙利之水﹀︶，视觉与味觉︵︿古都﹀︶，的触发。历史是时间也是感官之旅。在这方面，她的前驱是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容我再套用班雅明论普鲁斯特的例子。普鲁斯特追忆︵或记得︶往事的方式与众不同；他大白天也蜷缩在阴暗的房子里，点滴凝聚散乱的往事。荷马史诗︽奥狄赛︾︵ Odyssey︶中的奥底修斯离家二十年没有音信，他的妻子佩涅洛佩为了退却众多伺机求婚者，以织完手中布匹为借口。她于是白天织，晚上拆，夜以继日，延宕承诺。普鲁斯特追忆往事恰似佩涅洛佩织布一样。不同的是，他白天拆，晚上织。表面漫无章法的叙述，暗地自有道理可循6。朱天心的﹁我记得﹂是在这一白天拆，晚上织的层次上，将过去的可能与不可能偷偷结成一气。 我们再回到前述朱天心的意识形态是否前进或后退，或创作风格是否统一或断裂的争议上，才能了解这些评判仍有其局限。当老灵魂告诉我们历史永恒埋藏裂变，进步也是退步，我们又焉知她自己创作史上的分裂不是统一，保守不是激进呢？没有前期的︿未了﹀，哪里来后期的︿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写女同性恋的︿春风蝴蝶之事﹀，未尝不让我们记起︽击壤歌︾中的同学姊妹情深。朱天心对政治的疑虑，恰是当年她对政治的信念的一体两面。三三时期的她热烈拥抱青春，渐入中年的她提早颂赞衰老，骨子里的认真张致却是一如既往。而老灵魂坐立难安的处处危机论，与胡兰成﹁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中的处处转机论，竟似源自同一神秘主义的辩证。我为朱天心记起她︵可能︶愿意忘记的，无非强调她老灵魂哲学的无孔不入，终将以蚀毁她自己为自己营造的立场，作为终结：老灵魂的胜利就是失败。 我曾在前此的书评中称呼朱天心是﹁老灵魂里的新鲜人﹂，因为看到她与她人物间毕竟有所差距 7。面对历史乱流，朱天心还是有太多话要说，也还向往一个清楚的，有是非正义的乌托邦时间表。她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以是一切撒手前的阿Ｑ演出，也可能是悲剧情怀的最后勃发。我以为徘徊在这两种极端间，朱仍心有不甘：她毕竟不够老。也正因此，她愿意陷入与她批评者同样单面向的逻辑，并以之论辩抗争。她的矛盾表诸文字，已形成一些极具张力的作品︵如︿去年在马伦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但是否也已构成一种局限呢？ 三 怨毒著书说 朱天心早期作品处处留情，但已时见机锋。彼时的她彷佛年纪、身分尚不足观，是以姑且隐忍下来，转而放肆众皆曰可的似水柔情。但在︿时移事往﹀中，我们已经可见这位女子别有所图。这篇故事自男性观点剖析七○年代女性成长的经验。女主角爱波集理想浪漫虚荣于一身，已迹近概念性人物。我们的男性叙事者暗恋爱波而不得，却注定要在她每逢危难时拔刀││手术刀││相助。他数度操刀进入爱波体内，为她堕胎，为她除病。爱波终于不治，留下男主人翁怅惘时光流逝。 我们当然可说爱波就是那美好却不无缺憾的往事化身。但这篇小说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朱男性化的观点，以及老练的辞锋；她在写作的手术台上，也是下笔如刀。一反多数女性作家所擅的温柔敦厚，朱天心嘲讽讥刺，左右开弓。到了八○年代后期的︿佛灭﹀，朱写尽社会菁英的伪善及算计，由于嘲仿的对象呼之欲出，一时引来议论纷纷。 袁琼琼早就指出，朱天心笔触﹁火热﹂，而朱自己也承认，她时有﹁陷刻少恩﹂之虞 8。对此朱大概要辩称，﹁予岂好辩哉！﹂的确，在这个不讲道理的时代，朱的得理不饶人反予人不够厚道之感了。到了她的老灵魂人物披挂上阵，更让我们觉得朱严以待人，却也自苦得紧。相因相袭，使她的作品充满怨毒之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