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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讨张爱玲的精神境界，是张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与张爱玲的创作相关联的诸多命题，往往都是充满矛盾的。在我看来，这一直是张爱玲的研究者在表达上所存在一种显明的语言障碍。比如，既说张爱玲特别的深刻，又有不少研究者看出张爱玲的自私，这作家的自私与深刻是冲突的还是统一的？不得而知。比如，既说张爱玲是冷漠的，又说张爱玲写尽了人间百像，尤其是张爱玲写女性，千姿百态，这冷漠与其写作之间有何关系，是其中一者为假，还是二者之间本有某种共谋，也是不得而知。比如，既说张爱玲是高傲的，贵族化的，但又说她的生活是相当世俗化的，有着小市民的气息，这高傲与世俗化，难道不是冲突的？无人给出明确的答案。胡评在论及张爱玲时，曾不断地使用贵族与平民、古典与现代、天真与倔强、美丽与素朴等系列对立性词语来描述张爱玲，可见张爱玲的精神世界，本来就是多么的难以捉摸。因此，可以说，张爱玲的研究者们对张爱玲的思想状态的观察，是缺乏一种较为一致的明晰的看法的，研究者所提供的结论本身就是分裂的，缺乏起码的说服力。结果，不少研究者就在张爱玲的思想状态及其境界高低之问题上徘徊不前，犹疑不决，模棱两可。如傅雷就没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他在评张中传达了这样的印象：张爱玲无可争议的是一个才女，但她在思想境界方面，又是极不高明与缺乏超越的。傅雷有一段话说：“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埋葬在沙龙里。” 这里就混合着傅雷对张爱玲的复杂观感与担心，甚至也是一种警告。其中的良苦用心，是明澈可鉴的。但张爱玲的精神境界到底有多大，有多高，未能明确回答一二，这在作者论与作品论上，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遗漏。柯灵接着傅雷说，虽然不是傅雷观点的翻版，对张爱玲的精神境界也是不甚了然。因为他在谈到张爱玲的走向辉煌时，把原因全归于沦陷区的文学真空，好象此时不论提供什么品格的文学，都能兴盛一样，所以，在他的话下，张爱玲并非是以高质量的创作来占据文坛的，这当然也就谈不上精神的境界有多大多高的问题了。如陈思和总是不忘指出张爱玲的“庸俗”，指出她所代表的都市民间的“藏污纳垢性”，张爱玲的精神境界不高不大，理所当然。王安忆在分析张爱玲小说中的人物与其思想的关系时，可谓兜了一个圈子，还是将张爱玲定位在“低俗无聊”之上。王安忆说:“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的，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就像方才说的，她其实也是不相信这些俗事有着多大的救赎的意义，所以便带了刻薄的讥诮。而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 说眼界的窄逼，就是说胸怀的窄逼，精神境界的阻塞。在不大思考张爱玲精神境界者的笔下，起码犯了两个错：其一，张爱玲的思想问题被简单化了；其二，由于此种简单，在本质上是确认作家的精神境界不高，所以，连带产生的相关问题就是不能正确深刻体认作家对作品中人物的评价与描写。所以，无论是傅雷、柯灵，还是陈思和、王安忆，都对张爱玲的创作发出了双重的不满：既不满张爱玲本人，又不满张爱玲的人物。虽然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中国大陆之外，夏志清在极力说明张爱玲的思想问题，拓展了胡兰成的言说领域，但就整个的中国大陆学界而言，直至1980年代、1990年代，张爱玲还是一个有着文学魅力特别是技巧魅力的作家，却同时没有多少精神的魅力，即使具有某种思想的吸引力，又大都被学界归入悲观主义的作用，这把张爱玲打扮成为一种巨大不幸的文学象征，集家庭不幸、婚姻不幸、事业不幸于一身的一个悲剧式的人物，似乎除此而外，张爱玲没有他种意义。这样看，虽然在事实的层面有着一定的真实性，但我以为，这同时并不能揭示张爱玲的真实面貌，即张爱玲在精神的层面中面对她的人生不幸时，完全能够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她是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既承担着不幸，因而不无痛苦经历的人，又创造着积极，是一个自信与平静的人。学界可能忘了她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家庭幸福的孩子，也是可以过得很好的。这表明她在人生问题上是一个极富坚韧性的人，而她之所以具有这种坚韧性，与其有着独特的精神境界不无关系。比较而言，确实是胡评在一开始就已提出了张爱玲的精神境界问题，并以自己的思考阐释了作家思想的本质特征，并高度评价了张爱玲的精神特点，开启了张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只可惜，胡评的思考未能引起后人的注意，甚至还被后人有意与无意地加以遮蔽，遂使张爱玲的精神境界问题，一直未明，张爱玲的研究者们只能在一种朦胧状态中继续着有关张爱玲的言说。今天，张爱玲研究若能够细致体会胡评的某些观点，一定会对解决张爱玲的思想境界问题产生良好影响。基于此，重评胡兰成对张爱玲思想精神的解读，是必然的。 2． 胡评在解读张爱玲的精神境界时，首要之功是涉及宗教之维，从而揭示了张爱玲精神境界的基本内核。请注意，此处的所谓精神内核，不是指张爱玲是从一个明确的精神立场上去宣讲着一种宗教精神，而是指其在自己的思考人生的活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宗教的意识。检读张爱玲的文章，她明确表示对于宗教的好感之处并不明显，但这不能证明她与宗教之间就一定隔山隔水，不能渡越。她在香港大学接受过英国式的教育，熟悉西方文学，这为其了解基督的思想提供了一条很好的通道；而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对于平民的认同，也是基督的思想能够生根或者说能够生发的一个温床，因为基督的思想就是源发于平民的思想，基督的思想与平民的思想本来就是一体之两面，两面合一体。所以，由张爱玲来体现出某种基督的精神品格，不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胡评从基督的视角来感知张爱玲的思想状况，是有根据的。 胡兰成从以下几个方面谈及张爱玲与基督的关系。 第一，承认张爱玲的思想性格与基督精神不可分。胡兰成在刻划张爱玲的“爱悦自己”时，说这不是“自我恋”，因为“自我恋是伤感的，执着的，而她却是跋扈的”。所以，他从自信的角度说明张爱玲的“爱悦自己”，用基督作比喻：“倘要比方，则基督在人群中走过，有一个声说道：‘看哪，人主来了！’她的爱悦自己是和这相似的。”这确认了张爱玲的爱悦自己，是一种自我个性明朗且坚定的表现，表明张爱玲的思想状态充满积极的力量，这使张爱玲的自我表现有了她的个人品格，既不同于郁达夫式的自我虐待，也不同于丁玲式的自我怨愤，而是源发于心，就以活泼泼的态度加以描写，她的自我表现是自我确信的方式，而且在这种自我确信中，尽管所写是关乎日常的琐碎小事，塑造的是民间的小人物，表达的是几近庸俗的观念、情感、愿望、欲求，都是毫无愧色的直白，在别人看来，这里没有多少人生的大道理，但张爱玲对此仍然是一往情深地给予同情与确定，在她的自信的照耀下，这类日常小事，反而有了它们的金光，它们的理由，它们的鲜活，从而使得读者再看生活时，这类日常小事，反倒成了人生的隆重与欢宴。张爱玲以一个女性之身写作小说与散文，而且所写并不关乎所谓的重大事件，却能够没有小女人的那种轻怨悠闲，实出于她的襟怀气度，没有小女人的那种窄狭与浅露，于是进入她的胸怀与心灵之中的事事物物，也就不再窄狭与浅露。这好比土地肥沃，一颗小小的种子播下去，来年的春天也能长出一株茁壮的苗。若土地太贫瘠，即使种子硕大，也只能长出孱弱的苗。注意，胡评曾说基督具有女性的美，把这与希腊的英雄的男性美相对比，这女性的美不能用来指柔弱，而应用来指坚韧，不能用来指单一与突出，而应用来指多样与温和，所以，基督的女性美，实在是一种比刚强更为完整的美。张爱玲正是这样的一位基督型的女人。若比较言之，在中国女作家中，张爱玲除了具有女性的基本风貌之外，风格之健朗，只有古代的李清照的豪宕一面才可比拟，李清照亦是一位女性美的完整体现者。张爱玲与李清照一样，她们都是女人的一半是男人。 第二，用基督的慈爱胸怀来说张爱玲的胸怀。在说及张爱玲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作家时，胡评认为“她是属于希腊的，同时也属于基督的。有如黎明的女神，清新的空气里有她的梦想，却又对于这世界爱之不尽。”这种双重肯定，再次表明张爱玲与基督思想的深刻联系，说明张爱玲像基督那样对世界有着普泛的爱。因此，胡兰成在解说张爱玲的性格特点时，总是指向基督精神的一面。比如说到张爱玲的贵族气质，看到了这种贵族气质应当是排他的，可张爱玲没有，他将此归结为具有了基督的慈悲情怀。因此，胡兰成认为张爱玲的“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屈，读她的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同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起饶恕了他们，并且抚爱那受委屈的。”所以，不是冷漠，不是旁观，不是一味的讽刺构成了张爱玲的内心世界，而是爱心、热情、投入、体验构成了张爱玲的精神世界。一向被称作冷面的无情的女作家，其实正是一位有情的且热情广大的女作家。张爱玲的写人生之丑，没有流向恶魔化，就是她在面对人生之丑时，了解这种人生之丑正是人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故对人生之丑抱持着可以饶恕的基督情怀，才赋予了她笔下人物从本质上体现出来温情、人情，这些人物不是超世的，与你毫不相干，这些人物正向你笑着，哭着，幽幽地诉说着，使你不是同情，而是投入，与这些人物一同分享生活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张爱玲和她笔下的这些人物，这些人物和你，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人的世界。 第三，胡评涉及基督教的“末日审判”，这一内容虽然可以放在第二点中加以说明，可单列一点加以突出，仍然有着充分的理由，这就是将“末日审判”这一意念与张爱玲的创作相关联，是寓意深刻的。这既可以看出张爱玲的思想背景中的荒凉意识时时在起作用，使其总是从人类的终极关怀的角度看人类，这是张爱玲悲观主义人生观的内在依据之一，又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人类又是充满怜悯之意的，因为只有在末日，人类中的各分子才能成为平等的各分子，接受末日所给予的同一命运，故再从这末日来看现世，看不平等的各分子，他们彼此之间的隔阂、抵牾、对立、倾轧，也就土崩瓦解而失去了一切意义之根基，彼此应当具有而没有具有的同情与理解也就在从末日返观现世时油然而生。在这里，张爱玲运用了时光错位的观照方式，拆解人类思想观念的虚妄，从而普施了基督的爱——也是她的爱意，且爱意绵绵，却又爱意勃发与隆起。胡评的下列一段话，绝对是评张时不可忽略的，胡兰成说：“作者悲悯人世的强者的软弱，而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人世的恐怖与柔和，罪恶与善良，残酷与委屈，一被作者提高到顶点，就结合为一。他们无论是强者，是弱者，一齐来到了末日审判，而耶和华说：‘我的孩子，你是给欺侮了！’于是强者弱者同声一哭，彼此有了了解，都成为善良的，欢喜的了。”这揭示了张爱玲对人世的基本态度，对人物的基本态度，都是一种基督式的态度，即宽宏大度、超拔一切、拯救众生，用这种态度写作，其爱意的流露，即使是间接的潜藏的，只要读者稍稍地用心去体会，就能感触到作家的怦然心跳。广大读者对张爱玲的喜爱，我以为，就是用自己的平常心去邂逅作家的平常心，被其爱意所打动而产生了共鸣。流行批评对此点的忽略，恰是意识形态所施加的恶劣影响所致，因为意识形态破坏了平常心，所以，流行批评不能触摸到作家的热情。于是，他们只见所谓的批判、否定、讽刺等等的深刻，而不见肯定、同情、交流等等的广大，而且后者更是人生的根本所在，更是创作的命脉所在。胡评没有用深刻来牺牲广大，相反，在论及广大时，敢于避开深刻，这又是思维方式上的一种突破。 第四，在比拟的意义上，胡评认为张爱玲对美的追求，具有宗教般的热情与信心，这虽然不是直接谈论张爱玲与宗教的关系，但又反映了张爱玲的意念、心志、毅力等个人心智活动，实有宗教性的倾向，这能从一个间接的方面证明张爱玲与基督精神上的联系，因为，只有基督般的自信、自律、自诉，才能产生人生的坚定信念，无论是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表现在艺术创作中，都是值得肯定的。胡兰成有这样一些表述：“她对于人生，恰如少年人的初恋，不是她的对象有这样美，这样的崇高，却是她自己的青春创造了美与崇高，使对象圣化了”。所谓“圣化”，是对极端的追求，用在美与崇高上，张爱玲体现了一种宗教的追求热情，即“对于美寄以宗教般的虔诚”。蔡元培主张用美育代宗教，张爱玲没有类似的观点，但这决不妨碍她用宗教般的热情去对待美，创造美，在这种宗教般的美中获得她对人世的评价与重构，并在评价与重构中，获得个体的欢喜与满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