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尔斯与符号传播学》，赵星植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58.00元
    传播目的反馈给符号过程，符号意义过程协调于传播目的，我们不再惊异眼前双人舞之精彩：我们可以看到这二者的互动远远没有结束，我们期盼看到更紧密配合的华丽演出。
    正当今日符号学走近传播学，正当传播学也走向符号学，正当建立“传播符号学”呼声争相出现，这场双人舞跳到花式翻新而又意兴浓烈，正当我们惊叹舞者之默契时，我们忽然发现：他们原来是孪生兄妹。一百多年前，在它们孕育之时，就是同卵细胞。医学上说，这种孪生出自同一个受精卵，接受完全一样的染色体和基因物质，因此他们性格相同，就像一个模子打印出来的，有时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难以分辨。同卵孪生儿不太可能是龙凤胎，但是在我们眼前出现的这一对舞者，就是不太可能中的奇迹。符号学与传播学，近些年来。我们看着他们互相走近，又张臂分开，但是我们知道下一个动作又会靠近。
    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吗？传播学与符号学本为一体，这个问题已经被菲斯克等无数人说得确凿无疑，但是在学科实践中二者若近若离，分比合久，聚少离多。实践中的符号学变成了文科的普遍方法论，实践中的传播学几乎成了舆论社会调查的同义语。一百年来，符号学与传播学，各自远走天涯，常常不通音问。
    然而，在开始时，在时间的出发点上，在逻辑的起始点上，二者却是合一的，只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说法。赵星植这本《皮尔斯与符号传播学》用切切实实的文献考证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在皮尔斯的学说中：皮尔斯著作宣布了二者共享的源头，以及他们共同的基因，那就是同卵双胞胎最早孕育的地方。
    为什么这个同源现象一直被人忽视呢？赵星植描述出发生在传播学成长过程中的的重要原因：“传播”（communication）这词原先的意义是“交流”，皮尔斯及其后继者芝加哥学派，都集中讨论“交流”这个意义，这时与符号学的关系还清晰可循。直到“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在三十年代兴起之后，“传播学”（communicationstudy）成了“大众传播研究”的简称，社会调查、以及大众传播工具（报刊新闻、电影电视等）效用的研究，成为主要内容。如果在英文中这至少还能让人看出原词原意，在中文中，“传播”的“播”字完全遮蔽了“交流”的原意。无怪乎拉尼根（RichardLanigan）努力重起炉灶，试图建立一门“交流学”（communicology）。
    而在这一个世纪的头上50年，符号学过继到别人门下，那里有位年龄相仿、名字易混淆、性情却很不相同的表兄弟，索绪尔的semiolo⁃gie。符号是任何被认为携带者意义的感知，它是意义的承载物，任何意义必须依靠符号才能被传送，被解释，因此符号学就是意义学。但是在索绪尔那里，“符号学是对符号的研究”，而不是对人类所有意义行为的研究。符号学成为一种如此有效的方法论，以至于万物成为你这把锤子敲打的钉子，成为适合问题的答案。这是对符号学过于狭窄定义的自然回应。幸好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符号学回归到皮尔斯的道路上，重新变成了一个意义哲学问题，成为意识的本体论。
    当符号学与传播学都已经发展了一个世纪，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处理比较好？这问题不能取决于历史怀旧，甚至强调二者能充分互相吸取营养而得利，也是一种权宜的，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从更深的哲学层次上说，这二者的关系之紧密，远远超出互相之间实际利益的需要。赵星植的这本书书强有力地证明：这二者的关系深刻得多，它们本是哲学上过程与目的的关系。
    在符号中展开的意义活动，不是一种自然活动，而是人类意识存在于世的基本方式。符号学的思考并不是为了解释自然，而是为了解释意识如何藉意义而存在于世。哲学符号学解释意识与世界的联系，即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而且如何取得三种效果，即构成意识，在个人意识中如何积累成经验，在社群意识中如何沉积为文化。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承载：所有的符号都是用来承载意义的，没有任何意义可以不用符号。因此，符号学着重研究的是意义过程，而传播学着重研究的是意义的目的：人际交流。驱动符号意义过程的目的性，是为了弥合符号发送者感知到的存在于他和接受者之间的认知差，因此，符号活动的目的就是交流传播。
    目的论思想是一种用目的（希腊文telos）或目的因，给自然提供统一解释的哲学学说。目的论思想主张,一切作用型的关系和过程都遵循一定的秩序和规律，所有的秩序和规律都符合某种内在的目的。因此，符号意义与交流传播二者的关系，就是过程与目的之关系。维纳与香农的理论，已经指出现代传播的根本理论，就有个目的论作为根本之法，因为控制论的基本点，就是需要反馈来调节过程。
    但是赵星植给我们更强有力的证明：在皮尔斯的论述中，他已经都看到了符号与交流之间的目的论关系。皮尔斯在他的学术活动之初，在1865年他26岁的时候，他的符号学理论尚未成形的时候，就写了一篇名为《目的论逻辑》的文章，提出“客观符号学”（objectivesymbolistic），认为“再现与其对象之关系”就是一种目的论。因此，皮尔斯符号学的出发点就是以目的论为驱动的。
    此后半个世纪，皮尔斯一直在完善符号学，也一再强调符号学的目的论。皮尔斯的思想中特别接近维纳“控制目的论”的，就是他认为任何符号交流无法摆脱的“试推法”：符号意义经常是必需用试推法解释，试推之所以是可行的，是因为它满足“人类心灵与真相亲近”的目的。只有通过试推，我们才能引入新的观念或新的“事实”，并由此开启探究之旅。试推是以目的论为驱动的反馈思考方式，目的是增加我们“猜对”的可能性。这一切的指向是有预定目的的，就是考察符号之解释项的最终归属，也即皮尔斯所谓的“终极解释项”究竟在何处的问题。
    一切都与目的相关，这个目的就是“真”，皮尔斯进一步指出，符号能表达真相，既是符号表意的本质目的，更是人追求意义的本质动力。关于前者，皮尔斯说：“符号的目的——即思想的目的——就是把真相带入到表达之中”。而后，他将这一观点进一步表述为：“符号的目的就在于表达‘事实’，它把自己与其他符号相连接，竭尽所能，使得解释项能够接近完全的真相，或绝对的真相,也即接近真相的每一个领域……‘真相’实际上不是抽象的而是完整的，它是每个符号的最终解释项”。
    这就是符号学与传播学结合的关键点，这就是符号传播学能在目的论上站住脚的根本原因：传播是为了传达“事实”之真，是为了让受众接受有意义的文本。这是符号学与传播学接近的基因根据，是二者合一的根本原因，他们实际上是同一过程重点不同而已，是同一舞曲中猜的舞步不同而已。我们可以翻用康德的名言的句式：无过程的目的是空洞的，无目的的过程是盲目的；脱离符号的传播交流是落空的，而脱离传播交流的符号活动是盲目的。
    由此，传播目的反馈给符号过程，符号意义过程协调于传播目的，这是一个维纳反馈控制目的论的精彩妙例。我们不再惊异眼前双人舞之精彩：我们可以看到这二者的互动远远没有结束，我们期盼看到更紧密配合的华丽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