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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将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的数据分别投影到地图上，绘制高程模拟的综合图（见下页图3和图4）。该图的底图是东南沿海地区以及台湾岛和海南岛的部分区域。图中横轴为纬度，纵轴为经度，淡蓝色的区域为海洋、河流和湖泊；“十”字形标记的是11个方言点在地理上的大致位置；图上颜色的深浅表示主成分的数值大小，方言之间特征的综合差异表现为主成分数值上的差异。 如图3与图4所示，泉州、台中、厦门和漳州四点所处的地区颜色比其他代表点要深，其中文昌的颜色最浅，表明主成分分析最先能区分的是这两个地区。泉州、台中、厦门和漳州处在相同的颜色范围中，表明这四个方言点的音系结构相似度较高。随着第一和第二主成分系数逐渐变小，图中颜色逐渐变浅，说明各个方言点的音系差异变大。由于确定了泉州的位置是闽南语的传播中心。那么若以泉州作为闽南语的标准，无论是第一主成分还是第二主成分的综合图，都显示了音系特征差异在地理位置上的分布大体呈现自东北向西南沿海岸线递减的形式，这一个结果与图1和图3所得结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侯精一（2002：209）认为“两宋以后，闽南方言陆续向广东省扩展，播散到潮汕平原和雷州半岛，有的登上了海南岛。闽南和客家人人住沙溪流域。不同闽语区迁出的移民把自己的母语带到了新的地方。”所以从上图的分析中，我们相信不同时期的移民是导致闽南语11个方言点音系结构的差异的原因之一。 从图3的颜色分布中，我们还发现文昌所处的颜色在色阶分布中是最浅的，表明文昌地区的音系结果和其余点相差较大。在图4中，虽然文昌所处的颜色并不是最深的，但是在海南岛上，似乎存在以文昌为中心的一个传播源。这是因为文昌方言的音系结构与10个方言点相差甚远导致的，在高程模拟计算的时候，把文昌算为另一个中心。 那么，如何解释文昌话在音系结构上与其他闽南语方言点之间的巨大差异？ 李如龙（2008：62）认为：“经过宋元两代福建闽南人的移民，海南闽南语至迟在明代就已经形成了。但因为所处语言环境比较复杂，海南闽南语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本不能与闽南人通话，更不能和今天的莆田人沟通。”潘悟云（2009：199）指出文昌方言的音系结构会与泉州等地的闽南语有如此不同，是由于语言的“负迁移”引起的。文昌是临高方言的聚集地。受当地临高方言的影响，文昌当地的临高人群开始学习闽南方言，在语言学习过程中产生了语言的“负迁移”或者“石化”现象，加速改变了文昌闽南语的音系结构，这使得文昌话更接近临高语，却和泉州等地的闽南语的音系相差非常大。而三亚地处临高语聚集地以外，并未产生语言的“负迁移”现象，没有过多改变三亚地区的闽南语音系结构，因而音系特征更接近于泉州等闽南语中心地区。这样，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在图3和图4中文昌为何地理位置上比三亚更靠南、更接近于泉州等地闽南语中心，颜色却比三亚浅。第一主成分在所有成分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带有更多的信息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