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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正式确立，已经有近2O个年头了。但是对这一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的理论总结，却迟迟没有出现。这种缺失，对这个学科的未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经过了草创时期难以避免的粗枝大叶、缺乏规范可循、以及种种相关的局促和不精确严密之后，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到了认真进行理论总结的时候了。笔者在这里愿意做这种尝试，以期引起对该学科的整体反思，从而有助于它的进一步成熟。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指现今生活于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的和一些历史上曾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产生于这些民族中的民间口承文学和文人书面文学创作，还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成就。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范围涵盖了对上述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的研究。 虽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意识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但是相关的研究活动，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伴随着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出现，就出现了收集、记录和评价这些活动的成果。例如在汉代刘向<说苑·善说》所载的《越人歌》就是由公元前五百余年时的古越人(南方少数民族)所创作的。还有见载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的《白狼歌》。白狼是古代居住于四川西部氐羌人中的一个部落，语言属古藏缅语族。东汉明帝永平年问(58—75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大力宣传汉朝政策，对邻近少数民族产生了较大影响。当时就有了“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后由某官员“译其辞语”，再由专人护送到都城洛阳。可见收集记录工作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不仅如此，具有某种现代学术意味的针对某些民族的资料梳理和学术归纳，若是以第一批问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著作，也就是在1960年前后同时出现的(苗族文学史》、(白族文学史》、《纳西族文学史》和《藏族文学史简编》为起点计算，也有40余年的历史了。但是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视为既是综合的、又是独立的学科对象，从而给予完整研究的，恐怕是要从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创立和稍后出现的隶属于该研究所的学术刊物《民族文学研究》算起了。它们的出现是该学科终于正式确立的标志。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以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中的科研人员(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为骨干的、老中青相结合的、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队伍。在一些民族地区，也先后成立了族别的或区域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机构，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有风貌，是由这些生活在中国境内诸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一般状况所决定的。 在中国，早在殷契卜辞和周金铭文中就有关于邻近民族的零星记载。现在的55个少数民族的最终确认，则是在经过反复调查之后，由中央政府分批正式公布的。汉族以外的这些民族因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习惯上一般统称少数民族。直到本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诸少数民族在社会制度上是具有多种形态的：在某些民族中可以见到原始公社制的残余，在另一些地方则可以见到农奴制、游牧宗法封建制和基本上相当或接近汉族社会发展水平等的种种形态。在人口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有人口超过1000万的，如壮族，也有若干人口不足1万的民族。以人口分布而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汉族多住中原、少数民族多住边疆的状况。宗教在少数民族地区有广泛影响，某些民族甚至保持着多数人口信仰某一宗教的情况，例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的信仰伊斯兰教，藏族、傣族的信仰佛教等；民问宗教在一些民族中也很普遍。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比较复杂，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已发现了大约80种民族语言。除回族、满族一般使用汉语外，其他少数民旗大多使用一种民族语言，也有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民族，如裕固旅、瑶族等。这些语言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五大语系。这几乎占了全球语系总数的一半。还有语系未定的，如朝鲜语、京语等。各民族文字的形成历史也长短不一，如藏文创制于7世纪，而满文是1599年创制的。 极为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制度、民族起源和历史命运，以及语言文化传统等，就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诸多特异之处。 首先，就总体而言，少数民族文学所展现的历史发展梯次极为丰富：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指它的文学创作活动从历时的角度看，具有巨大的时间跨度；有记载依据的创作活动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再一个是从共时的角度看，它具有可观的丰富多样性；换句话说，就是从文字的早期样式，譬如无文字时期的口头演唱的文学样式，到晚近的样式，譬如文人长篇小说或是电影文学剧本，全部可以在这里看到，而且这种形态上的跨度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学的历史文化形态上的差异性，再一个是同一个民族的内部，也存在着这种差异性，以赫哲族这个人数很少的民族为例，他们既有乌·白辛这样的文人，有《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这样的电影文学，也有民问叙事性韵文体的“伊玛堪”演唱。它们各有各的文学接受群体，各自发挥着各自的功能。这种多样并存的现象，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的其他人群中也可以见到，但是我们的多样性存在，却仍然是极为突出的和具有特异性的。 一言以蔽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成就表现在许多方面，我们愿意在这里挂一漏万地列举一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蒙古族的《蒙古秘史》、《格斯尔传》、《勇士古那干》、《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藏族的《贤者喜筵》、《仓央嘉措情歌》、《萨迦格言》、《尸语故事》、《阿古顿巴的故事》，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突厥语词典》、《乌古斯传》，彝族的《白狼王歌》、《阿细的先基》，满族的《尼山萨满》、《老罕王的传说》，纳西族《创世纪》，苗族《苗族古歌》，瑶族《密洛陀》、《盘王歌》，东乡族《米拉尕黑》，傣族《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哈萨克族《阿勒帕米斯》、《阔孜库勒帕什与巴彦苏鲁》，土族《拉仁布与且门索>，壮族《刘三姐的传说》等。从这样一个列表里，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多样性了。有优雅的文人之作，也有质朴的人民口头创作。有关于宇宙形成、万物由来的解释，也有关于民族起源的记录。有讲述一人一事的故事，也有蔚为大观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有写实的，更有充满幻想的。总之，是琳琅满目，色彩纷呈。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作家，也作出过多方面的贡献。他们中有不少像藏族米拉日巴这样对本民族的某些文学形式的形成或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文人，像维吾尔族鲁提菲这样影响早已跨出疆界的“双语诗人”，像蒙古族尹湛纳希这样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学，给本民族文学带来新面貌的作家。还有因汉文创作而在汉族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鲜明印迹的少数民族文人，如萨都剌、贯云石、李贽、纳兰性德、老舍、沈从文等。这样，我们就在各民族作家创作的当代文学形式，如电影文学、戏剧文学、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门类齐全的刨作旁边，同时可以看到至今依然在民间以口头形式传唱的形态极为古老的口承作品。这一点，可以认为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鲜明特征之一。 其次，在各少数民族专业和业余的：文学创作者人数迅速增加的今天，在回族张承志、陈村、鄂温克族乌热尔图、藏族扎西达娃、土家族蔡测海等正在跻身中同一流作家之列的时候，我们同时仍有若干民族的文学创作基本上还没有进入到书面阶段，也就是说是处在文学历史发展的相对早期阶段的，因而在这里显现出的是在汉族文学中已无法观察到的文学的某些原生形态，例如门巴族、珞巴旅的口承神话和动物故事等。一般而言，在那些没有本民族文字的族群中和那些虽然有本民族文字，但文化教育水平相对低下，书面文学传统薄弱的民族中间，民间文学至今仍然是唯一的或占压倒地位的文学形式。在这些地方形成了某些口承文学在产生与流布两个方面的特殊规律，并较多地表现出口承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着的综合功能。例如在一些地方，口承文学除了执行其文学基本功能之外，同时还是记录着本民族起源、谱系和重大事件的历史教科书，是对族内青年进行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的教材，是针对纠纷作出评判的尺度，是关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知识的百科全书。也有的重大样式，是本民族民间文艺的某种程度上的汇总。 还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所牵涉到的语言有几十种，这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十分特别的地方。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共同语在文学创作和传播中的特殊功能，在传达本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文化心理上，在描述本民族的概念世界和生存处境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故应该格外给予重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对象的特异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此相关的。语言屏障在文学的跨民族传通中形成阻碍的同时，又在族群内部形成了特殊的传通范式，从而模塑并保有某些传统性特征。这也就是我们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对象具有学科上的独立性的重要依据之一。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另一个方面，就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政治机体，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生得极为频繁。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在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中有双语创作的现象。其实我们在历史上就可以看到许多用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关于此一现象学界已有所论及。另一种情况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通行用另一个民族的语言创作，例如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曾有过蒙古族文化深受藏族文化影响的时期，在那时就有相当数量的蒙古族作家是用藏文写作的。相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只是我们过去一直较少注意。这种双语创作现象一直延续至今，所以现在我们仍有相当数量的双语作家，在例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旋、朝鲜族、哈萨克族等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群里都可以见到。双语现象不仅较多地发生在作家的创作中，而且有时也发生在那些民族杂居地区的民间文艺形式中，例如“蛮汉剧”等民间艺术样式，就是兼用相邻地区通行的两种民族语言的。这也是少数民族文学中所特有的一个景观。 少数民族文学在所反映的生活内容上有难以比拟的丰富性。仅以地域跨度而言，就从兴安岭到海南岛、从鸭绿江到天山，极为辽阔。至于它所涉及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环境，经济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彼此间的差异就更大，于是形成了很大的时空跨度和文化形态跨度，这也就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在内容方面丰富多样性的前提。少数民族文学在形式体裁方面也有独特之处．形成某些门类异常发达的局面，例如在从南方到北方的少数民族中发现了丰富的史诗传统，现在知名度已经比较高的“中国三大史诗”，即藏族《格萨尔》、蒙古族《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就是代表。它们不仅在本民族中广为流传，不仅在国内引起学界的研究兴趣，而且已赢得了世界声誉。还有一些文艺式样，是特定民族文化土壤上产生的特殊品种，如蒙古族的“好力宝”、哈萨克族的“阿肯对唱”、傣族“赞哈”、侗族“多耶”、赫哲族“伊玛堪”、维吾尔族“麦西莱甫”等，它们也体现出了各族人民的艺术创造才能，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 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又与若干学科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有时与区域文化研究、族别文化综合研究或某些专题研究互相重合，例如对维吾尔文学、哈萨克文学等的研究，可以在突厥学中找到其位置；蒙古族文学研究，在国际上往往被定位为蒙古学的一个部门；在藏学和满学的领域里，也可以见到藏族文学和满族文学的研究成果，另外，由于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具有极为综合的性质，发挥着极为综合的社会文化功能，对它的研究也就不能过于局限于文学的方法，像民族学的、社会学的、宗教学的、文化人类学的和艺术的等角度和方法，都会有用武之地。还冈为民族文学所牵涉到的语言很多，同时对研究者在语言上的准备提出了要求。 少数民族的古典文论，尚缺乏严密的系统化的成果，但是却不乏丰富多样。从将印度系统阐述文学理论及修辞技巧的论著《诗镜》在13世纪由藏族学者雄敦·多吉坚赞译为藏文后，研究讲习《诗镜》之风历700余年不衰，逐渐成为藏族自己的专门学问。例如17纪的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著有《诗镜妙音乐歌》；18世纪的康珠-丹增却吉尼玛著有《诗疏妙音语海》；19世纪的久·米旁南杰嘉措著有《诗疏妙音喜海》等。显示了很高的智慧。彝族经籍诗学则是对本民族诗歌的理论总结。哇雷麻约甘哈傣撰写于1615年的《论傣族诗歌》，则是以傣族诗歌为中心，旁及神话、语言和文字请问题的著作。蒙古族文论家哈斯宝的《红楼梦回批》更是民族文化交流的典范。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概述如下： 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翻译、出版工作。其中对藏族史诗《格萨尔》、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等的工作已形成规模。民间神话、歌谣、谚语、故事、叙事诗等的采集，进展迅速。少数民族文艺古籍的整理工作，也有比较大的收获。 族别文学史的编写成就巨大。五十年代以来，已先后出版了多种文学史类著作，其中有的民族有文学通史和断代史等多种面世。据邓敏文先生统计，截止1993年，已经出版的文学史、文学概况著作有近60种面世。其中正在运作中的大型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出台至今，已有近20种族别文学史出版。在今后一些年内，还将有数十种逐步面世，从而以各民族的族别文学史构成诸少数民族文学的总体面貌。描述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通史和断代史。也已经有若干种问世。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出版的《中华文学通史》，首次将少数民族文学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史的总格局之中，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意义特别巨大。 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和理论建设，相对于创作实践，相对于诸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已有的规模，就显得比较薄弱。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探索，例如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问题、关于文学史撰写中的若干原则问题、关于跨境民旅文学现象的论述尺度问题、关于民族形成前某些“共同文学遗产”的认定和归属问题、关于民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关于审美的民族性问题等，是到80年代才有所深入的。少数民族书面文学创作在近20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作者队伍发展迅速，大量义学作品以民族文字和汉文发表，这就为进一步的理论总结提供了条件。关于文学的民族特质与时代精神关系的探索，关于文学中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的归纳，关于运用两种语言从事文学创作的双语作家的评析，关于民族文学现状的多梯次和历史发展的多元模式的鼓吹，关于建立“民族文学学”的呼吁，关于各民族之间文学交流的不平衡现象的分析，关于民族文学未来走势的前瞻，都是有价值的理论建设。 在一些专项研究上，因为种种历史：文化原因，其进展是很不平衡的，其中一些已先后成为国际性课题。某些课题甚至已成为国际性热点。其中“三大史诗”的各自研究历史虽然长短不一，但它们在今天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国际性课题。蒙古文学的研究、满一通古斯语族的早期文学研究、突厥语族某些文学传统的多角度研究、朝鲜学研究、纳西学研究、彝学研究等，均初步形成了国际研究格局，产生了一些以文学作为学术出发点或归结点的研究成果。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翻译、介绍和评价，也已经在海外出现。在某些国际性课题上，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已在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未来将持续发展，并在若干方向和环节上取得较大成就。 在上述各类研究的基础上，对于民族文学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正在成为新的学科热点之一。探讨在统一的社会政治机体内部多元文化的相互关系，探讨文学穿过民族壁垒对他民族形成影响的规律，将成为重要的课题。关于独特文艺式样和品种的研究，和关于具有综合社会文化功能的文学作品的研究，都会取得进展。一些原生形态的文学式样的探讨，对于深入理解那些属于文学黎明时期的特有现象，有难以估量的意义。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问题，是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的又一个阵地。母语对本民族文化的促进作用，母语对表达与特定民族文化心理相关的生活内容时的优长，母语通过掌握其他语言而获得丰富和发展的可能性，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会得到较多的注意。民问口承文学与作家书面文学的关系，以往的理解比较简单，既然我们在从口承文学到书面文学的完整谱系和大量中间形态上具有特殊优势，我们就可以通过切近的观察，总结和归纳民间口承文学与文人书面文学之间的生动多样的关系，以丰富理论认识。关于文学的社会功能的研究，会在摒弃庸俗社会学方法的基础上，获得长足的进步。 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与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老学科相比，基础相对薄弱，但它却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和发展优势。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文学的研究应当受到重视，因为这不仅具有弘扬民族文化的深远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书目：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上海，1986。 《中华文学通史》(10卷)，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华艺出版社，北京，1997。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下卷)，马学良、粱庭望、张公瑾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北京，1992。 《民族文学学论纲》，龙长吟著，湖南文艺出版社。长沙，1997。 《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邓敏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1995。 《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关纪新、朝戈金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北京，19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