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炮打响的作家，1983年发表第一首诗到1996年《人民文学》发表《奔马》整整十三年，十三年间发表二十多首诗，七八部中篇，五六部短篇，几十篇散文，都属于文学试验，都属于练笔，都属于陈忠实老师所说的一个作家所必须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文学有一个潜在的法则与公平。《奔马》之前，八十多万字的作品不为读者注意不为文学界所注目是必然的。自《奔马》后，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被冷落，《过冬》和《鹰影》就是其中之一。《奔马》上《人民文学》之前，《表》最早引起李敬泽注意，《表》不宜在《人民文学》发表，由李洱带回《莽原》发表。李敬泽在《飞翔的红柯》中把《表》列为1996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但依然没火起来。《表》是我少有的“用脑”写的小说，我以“心”写作著称，《表》是我向博尔赫斯显摆之作。《奔马》火了之后，就是《美丽奴羊》。西域大漠十年的习惯，要么沉默，要么如沙暴横扫千里万里，总要留下许多遗珠，《过冬》就是。李敬泽在信中大赞《过冬》，《过冬》与《美丽奴羊》以“红柯小说”为题一起发表。《美丽奴羊》太耀眼，就遮住了以叙事白描见长的朴实无华的《过冬》。
    天山确实是我的再生之地。西上天山之前我的那些小诗，柔美细腻，不北方也不阳刚，完全是戴望舒《雨巷》中的油纸伞，到了西域大漠全被吹没影了，最后一首诗只剩下残酷如骷髅般的《石头与时间》。大漠风土与伊犁街头书摊上淘到的《蒙古秘史》以及随后搜集到的《福乐智慧》《江格尔》《玛纳斯》让我明白中国史诗的魅力，中原汉族没有史诗，但中国有，我们的草原民族有，一点也不亚于荷马史诗印度史诗巴比伦史诗欧洲四大史诗。这种消化过程整整十年才完成。十年后回到故乡关中。草原史诗可以媲美的中原大书只有《山海经》与《史记》。后来我写了《从中国经典出发—— 史记 》，我有幸在初中就淘到了《史记选》。《奔马》中我寻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句子”，那就是叙述语言的魅力。草原史诗以叙述见长，有故事有情节如同小说，叙述中不分民族不分敌我，绝域大漠勇者英雄血气冲天就是儿子娃巴图鲁，客观理性，自显本性与光芒。粗犷大气中又时时闪耀细节描写之幽微，就像大漠瀚海中岛屿般的绿洲。这种自然结构曾让我大为惊叹：地狱与天堂血肉相连。有时候千里戈壁突现一条几十公里的大沟，溪水奔流，几十万亩野玫瑰如同大漠火焰，让人晕眩。当年作为技工学校老师的我在如此景观下取出快要翻烂的《蒙古秘史》《江格尔》《玛纳斯》，其中任何一页任何一句话就如同美酒灌腹陶醉其中。这种囊括了群山草原河流湖泊戈壁沙漠地狱炼狱天堂于一体的文体在中原是难以想象的。我有幸在24岁到34岁人生的黄金时期见识了体验了消化了这种大漠绝域如同喉音呼麦长调的艺术精华，理性的叙述语言中糅合非理性的描写语言，而不是所谓的“零度写作”，应该是动态的理性与非理性交错不定的生机勃勃的“随物赋形”的语言。在西安与哈萨克斯坦作家交流，哈萨克斯坦学者认为司马迁到过中亚草原。《史记》中中原与草原大漠是一体的，太史公笔下江湖刺客帝王将相成功者失败者中原君王塞外胡人可汗一视同仁。关中几千年一直是农耕与草原的交汇处是民族融合之大熔炉。更让我感动的是《奔马》《美丽奴羊》热火朝天时，陈思和老师特别推崇《鹰影》。
    1996年至1998年，几十部中短篇小说席卷全国各大文学期刊，好评如潮，其实也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陈思和老师认为《美丽奴羊》写了人与自然，却没有写出羊与人物的关联即心灵世界，而《鹰影》中的鹰不但是大漠英雄的象征，而且是孩子心灵世界的投影，“作家的一支笔就在实在生活，心灵幻觉以及空中投影三个世界中穿梭自如。”李振声教授甚至把《鹰影》与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相比。我的大漠风暴就开始从风土走向人物的心灵与精神。中篇《古尔图荒原》完全可以写成长篇，也没有被任何选刊转载。接着是中篇《哈纳斯湖》延伸《鹰影》的以叙述为主糅和描写的长短不一的句型，探寻人心人性神性之幽微，粗狂中闪烁细节描写。重新打磨长篇《西去的骑手》与《百鸟朝凤》，然后是长篇《大河》《乌尔禾》《生命树》，直到最新的以大漠红柳与关中皮影为题材的《太阳深处的火焰》，皮影就是大漠雄鹰在关中的心灵投影。皮影下晃动的芸芸众生就是太阳深处的火焰。最后不得不实话实说：汉语以动词见长，精于短句长于抒情，而草原民族名词动词并列互动，精于长句粗中有细，叙事抒情更见张力更有生机。汉语只是中文一部分，中文应该是汉语加草原以及中华民族各种语言。对小说艺术而言，汉语适合中短篇小说，长篇肯定以长句叙述语言为主。枯燥干瘪苍白无味的肯定是不接地气与母语断裂的欧式长句。叙述是骨头是龙骨龙脉，描写是肉，细节堆积过多以至于无骨无筋是美的沦丧。美是力量，美是精神是元气淋漓。叙述也是结构，万物有灵就在于万物的结构，就艺术而言结构就是语言就是主题，结构主题语言是一体的。叙述体现逻辑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