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苑冠冕 书画绝伦 浅谈赵孟頫的书画艺术 赵孟頫,《秋郊饮马图》卷,绢本,设色,纵23.6厘米,横59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中国艺术史,尤其是书画史而言,赵孟頫是一位令人望而仰止的艺术大师,也是改变时代风气、领袖群伦的重要历史人物。他的艺术主张与艺术成就,泽被后世,至今依然具备极强的影响力,可见其艺术生命力的蓬勃旺盛。 近日,故宫博物院的“赵孟頫书画特展”也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展览之一,本刊特别邀请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赵孟頫书画特展”筹展组负责人汪亓,为您讲述赵孟頫的人生故事与艺术成就。 赵孟頫(1254—1322)是元代著名画家、书法家,字子昂,号松雪、水精宫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宗室。入元出仕,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卒赠魏国公,谥文敏。 作为元代的艺坛领袖,对于书画,赵氏用力最勤、最深,就绘画创作的表现形式明确提出“书画本同”“以书入画”的艺术观点,针对南宋笔法大坏的颓势书风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加以扭转,其倡导的艺术主张对中国艺术史的贡献尤为卓著。 与之相呼应,赵孟頫书法楷、草、行、隶、篆诸体兼擅,绘画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竹石皆精,是中国艺术发展史上无可争议的艺苑大师。赵孟頫不仅与其身边的诸多文艺家共同开创了元代书画的时代新风,更对后世艺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孟頫过世后,杨载撰写了《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其中记载元仁宗称赵孟頫“人不及者数事”。 本文也将从元仁宗所言的七个角度来讲述赵孟頫的故事。 帝王苗裔 赵孟頫出生于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为宋太祖之子赵德芳之后,其五世祖为宋孝宗的父亲。由于父亲赵与訔挚爱书画,所以在他幼小的时候便受到了很好的家庭环境熏陶。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在他12岁时父亲便过世了。 赵孟頫自幼非常聪明,读书过目不忘,成文援笔立就。南宋灭亡后,他一度蛰居在家,拜敖继公研习经义,学业日进,声名渐著。同时往来于湖州和杭州之间,结识了如周密、仇远、白珽、鲜于枢、邓文原等众多文学、艺术造诣深湛的好朋友,共同切磋诗文、探讨艺术。所有这些,对他的艺术成长、修养提升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至元二十三年(1286)三月,当时的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隐居于江南的名士,得20余人,赵孟頫名列其首。次年,赵孟頫被引见入宫,觐见元世祖忽必烈,从此步入宦海。 以后30多年的生涯中,赵孟頫辗转在大都(今北京)、济南、杭州等地为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为从一品官,可称位极人臣。需要指出,后人评价他是“荣际五朝”,也就是说他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五朝。 然而,五位皇帝都只看重他在文学、书画方面的卓越才能,而忽视他在刑法、经济等方面的政治才能。这也说明,元代皇帝只是把他当做文学侍从之臣看待。赵孟頫在延祐三年(1316)曾写过一首《自警诗》:“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惟余笔研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既道出了内心的苦楚,说明只有艺术上的进取才能使精神上得到慰藉,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己书画艺术的自信。 也许,以宋皇室的身份入仕元朝曾经令赵孟頫有所困扰,然而并未影响他在书画艺术上的不断精进。 状貌昳丽 由于时间的久远,后世对赵孟頫的形象需要通过文献记载来加以了解。《赵公行状》、《元史·赵孟頫传》中都曾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对赵孟頫有过“神仙中人”的赞誉。另外,读者也可以从一则赵孟頫的自述,从侧面了解其为人所不及之相貌与气度。 赵孟頫曾经为挚友田衍之母李氏所作《田氏贤母之碑》,碑文中记述其与田衍在大都(今北京)的街头偶遇,此前两人互不相识,但是田衍之所以能一眼认出赵孟頫,凭借的是两人共同的友人鲜于枢对赵孟頫的评价———“神情简远,若神仙中人”。 仅凭区区九个字的评价,就能在茫茫人海认出素未谋面之人,可见赵孟頫相貌出众、气质非凡,真的可以称得上“状貌昳丽”。 那么,赵孟頫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作为画家,赵孟頫曾经绘制过一幅《自写小像》。只不过这幅小像将自己置于山林之间,借环境体现个人的志向。这幅画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具体形象,而是一幅表达人生追求的作品,所以这幅作品并不能帮助我们对于赵孟頫的形象有具体的认识。 好在,通过梳理文献与材料,我们现在能了解到有10件赵孟頫的肖像。分别是:宋刻两汉书本、松江博物馆石刻本、董其昌题跋本、禹之鼎摹赵孟頫自画像、钱泳所见第一本、钱泳所见第二本、汪恭摹本、俞明摹本、适云摹本、南京博物院藏本。 其中,禹之鼎《摹赵孟頫自画像》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赵孟頫《行书高峰和尚行状》卷前,绢本,设色,纵50厘米,横24.2厘米。此图中人物最为符合元人服饰习惯、贴合史籍中对赵孟頫形象出尘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感受他的风度、气质的机会。 博学多闻知 赵孟頫不仅仅是个书画家,他篆文、音律等等方面都有所造诣。比如说,赵孟頫以“元朱文”设计的印文,对于明清两代篆刻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据杨载的《赵公行状》记载,赵孟頫精通古物鉴定。虽然到现在我们还未发现过经他鉴定过的器物,但是许多流传有序的书画名迹上,都有赵孟頫的题跋,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唐代韩滉《五牛图》卷后的三段题跋;唐人国诠《楷书善见律》和宋徽宗《竹禽图》卷后都有赵孟頫的题跋。应该说,这些题跋可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赵孟頫在书画赏鉴方面的评价标准,同时也可以认识到他能取得如此高的书画成就与对前贤名迹的观摩、临仿有着内在的联系。 操履纯正 赵孟頫为官,能够对政务有独到见解,且勇于进言。一次,众人认为凡贪赃满至元宝钞二百贯者,都应论死罪。赵孟頫则认为处罚太重,因为钞法创立后的几十年内,至元宝钞已大幅度贬值,故不应以此来决定人的生死。 有人对他加以指责,赵孟頫也理直气壮地反驳,指出:“刑法事关人命,必须分别轻重。”从此便能看到赵孟頫作为文人的刚直一面。 至元二十四年(1287),赵孟頫被授予兵部郎中。他随同尚书刘宣同往江南查办执行钞法不力之罪。与他人鞭打沿途官员相异,途中赵孟頫不打一人。从此记录中,我们便能看到赵孟頫作为文人的宽厚一面。 在数十年的宦海沉浮中,赵孟頫始终勤于做事,忠于职守,平和处世,难能可贵。“操履纯正”———这也是赵孟頫在为官期间的如实写照。 文词高古 虽然我们对赵孟頫的文学成就的认识,远远不如对李白、杜甫的了解,但他在文学上的确有着较好的造诣。 正如元代史学家、文学家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中所述,“(赵孟頫)为文清约,诸体诗造次天成,不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牍能以数语曲畅事情。” 此外,元代文学家戴表元《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七《赵子昂诗文集序》记:“余评子昂古赋,凌历顿迅,在楚、汉之间;古诗沉潜鲍、谢;自余诸作,尤傲睨高适、李翱云。” 元末画家、诗人倪瓒《清閟阁遗稿》卷十一《跋赵松雪诗稿》:“赵荣禄高情散朗,殆似晋宋间人,故其文章翰墨,如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虽寸缣尺楮,散落人间,莫不以为宝也。” 这些元代文人对赵孟頫诗文的评价,或有过誉之嫌,但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也绝非易事。 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 在道教与佛教方面,赵孟頫与二教重要人物均有往来,而且对于道、释经典多曾抄录,并能领会其中精义。如《行书周易系辞卷》就是赵孟頫以弟子之身份为宋末元初著名道士杜道坚所书。另外,赵孟頫及其夫人、儿子对于佛教都非常虔诚,他们均尊中峰和尚为师,常向其请教佛法。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出世”思想,都为赵孟頫解脱尘世中的烦恼、排遣内心的纠结有所帮助。 书画绝伦 赵孟頫更是一位前无古今、后无来者的书画巨匠,被称之为“书画绝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其书法诸体兼擅,绘画技法全面,艺术成就超群。 可以讲,赵孟頫的艺术成就既博且精,中国历史上书画家都难以望其项背。比如“宋四家”苏轼、米芾、黄庭坚、蔡襄长于行书,但无隶书或者篆书的创作;明末的董其昌书法主要是行书和楷书,绘画止步于山水;清初四王多创作山水,偶尔涉及竹石,并无人物、鞍马之作。这些都是明证。 在中国书画史上,无论是艺术主张还是笔墨技巧,赵孟頫有着极大的贡献。正如董其昌所说,“元四家”都被赵孟頫“提醒品格”,可见影响之大。在绘画上,赵孟頫明确提出了要“以书入画”的观点,书法上则步武晋唐风范,对中国书画的发展取了卓尔不凡的成就。 对于绘画,赵孟頫提出了“书画同法”“以书入画”的理论,并且很好地实施艺术实践,可谓泽被后世。宋代的苏轼等人都提出了文人画的概念,但是苏轼、米芾等文人在艺术创作上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很多的作品。只有到了元代赵孟頫的出现,才真正做到了将文人画的发扬光大。正如古代书画研究大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连起所讲,首先,赵孟頫“书画同法”“以书入画”的观念为文人从事绘画创作,找到了可行的支点;其次,赵孟頫通过对前代名家的笔墨加以省减,付诸笔下画幅,备受赞誉,此外让更多的文人可以沿着这条路径创作绘画,从而使原本不能或不擅长绘画的文人进入绘画天地,最终令元代的文人画迅速发展,成就斐然。 赵孟頫的山水画作,有青绿与水墨两种面貌。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水村图》卷便是水墨佳构。 此图绘就江南一带平坡缓丘的清和景象。状写山峦多用披麻皴法,构图则采取了平远的方式,二者都是受到了五代时期著名画家董源的启发。面对古人,画家不是刻意临仿,拘于窠臼,而是稍加变化,自出胸臆。如何变化呢?最为重要的就是将董源本来繁复的笔法省略、简化,这样做的原因是文人画家没有职业画家的娴熟技法,难以达到职业画家完美表现山川华滋的能力,而经过省略、简化笔墨,使得文人也能挥毫作画,抒发情怀。明末的评论家、书画家董其昌称赵孟頫为元代绘画“提醒品格”,讲的不仅仅是技法层面,同样点明了赵孟頫的绘画观念引领风气之先。从这一点上说,赵孟頫的书画能够得到世人尊崇、追慕,是凭借超凡的实力赢得的。 有人认为,青绿不是赵孟頫绘画的典型风格,水墨才能代表他的才情。这是被有限的眼界、见识所误导所致。 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秋郊饮马图》卷与《幼舆丘壑图》、《鹊华秋色图》、《吴兴清远图》、《红衣罗汉图》等皆属赵孟頫青绿山水的佳作,丝毫不弱于《水村图》、《秀石疏林图》等水墨名迹,两者并美于世,就是明证。 《秋郊饮马图》描绘秋日凉爽、奚官牧放的清旷场面。骏马神驹,或奔跑嬉戏,或俯首饮水,各具姿态,殊为传神。赵孟頫画马源自唐代名家韩恐,故马的身材微显丰腴,而精神饱满。 对于笔下的神驹,子昂毫不谦虚,他在《人骑图》后的题跋说:“吾好画马,盖得之于天,故颇尽其能事。若此图,自谓不愧唐人。” 在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卷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赵孟頫在尾纸自题的一首七绝:“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 短短的28个字,明确表达了他的艺术主张,那就是要以书法的用笔来创作兰竹类的君子画。有的朋友总以此诗为例,要证明所谓“书画同源”的观点。其实,诗中并没有提到“同源”的问题,“方知书画本来同”中“同”指的就是书、画同要重视书法用笔。 赵孟頫曾言:“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由此可知,用笔在书法中极为重要。 回到诗中,前后诗句对照,诗句与图画对照,我们就能理解画家在此强调绘画要需融入“千古不易”的书法用笔的道理了,因为此图就是“以书入画”理念的创作实践。飞白法是书写时运笔着墨时,笔画中丝丝露白的一种书法技巧。画上的巨石采用飞白法,突出了石头的质感,古木则借来篆籀笔法绘出,从嫩竹杂草显示出的是小草书用笔的婉转多姿特征。这些都是借助书法用笔而使绘画技法得以拓展与延伸,最终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经典的理论与经典的创作完美结合,正是此图引人入胜的所在。 从书法上看,从元代及至当今社会,赵孟頫的影响经久不衰,广为世人瞩目、临学。经过梳理,王连起先生将赵孟頫的书法分为四个阶段,有助于我们了解赵孟頫书风的变化。 第一阶段:45岁(大德二年,1298)前,用笔古拙、结体方阔是得自钟繇、褚遂良的遗绪,肥厚圆劲、捺笔特重是受智永、徐浩的影响。 其中,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草书跋保母砖》卷堪称经典。赵孟頫初仕元朝,便因公务南下杭州,其间为友人周密所藏传为晋王献之书《保母砖》拓本写下此段题跋,从中可见赵氏推重王献之书法的态度。赵氏早年个人风格尚未明朗,以致作品中的仿效前贤特征一望而知。此跋点画圆劲,结体方阔,不失遒逸灵活之姿,明显汲取了智永、徐浩的笔法特征。 赵孟頫为友人张谦所书《行书二赞二诗》卷,款署中所言“受益”是张谦的字。此卷约书于大德元年(1297),与《归去来辞》都是赵孟頫早期的妙墨。书家在未能成名前,往往会转益多师,借助尝试不同艺术风格的方式,探索自树风标的途径,赵孟頫也不例外。 此帖是他同友人醉后乘兴所书,纵逸舒展之处多得颜真卿、米芾二家笔意,与其中、晚年书作呈现出东晋时期王羲之、王献之的中和之美风格迥异。据诗后自题,可知是赵孟頫在湖州观堂与张谦饮酒,不过喝下一杯之余,便觉醉意横生,戏书此卷。 第二阶段:45—55岁(大德二年至至大元年,1298—1308),以“二王”为风范,淹有众长,机杼自出,用笔讲究,结构严谨,轻灵婉转,珠圆玉润。 赵孟頫笔下多有抄录的前代名作传世,如晋刘伶《酒德颂》与陶渊明《归去来辞》、三国蜀相诸葛亮《出师表》、唐刘禹锡《陋室铭》、宋苏轼《前后赤壁赋》等,不一而足。三国魏曹植的《洛神赋》,赵孟頫曾多次书写,且兼以行书、楷书,面貌自异,各有千秋。 此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行书洛神赋》卷辞藻铺陈,将曹植对洛神宓妃的眷恋终归于惆怅分离,伤感之情弥漫在字里行间。而从此幅赵孟頫五十初度之际所书的手卷来看,行笔如行云流水,丝毫不见迟滞牵挂,又如棉里裹铁,全无臃肿疲软之态,气度富丽华贵,从容安详,使人有如沐春风的感受,仿佛能瞬间忘却文义原本具有的怅然无奈的气息。 故宫博物院藏赵孟頫《楷书张总管墓志铭》卷是赵孟頫中、晚年期间书风改变过程中的佳作。其用笔一丝不苟,体势方阔开张,点画锋棱俱见,一变以往秀润隽永、柔和清婉的特点,而追求刚劲端严、骨力洞达的艺术效果。这既是其审美标准从姿媚圆活转向刚健挺拔的调整,更是其刻意经营笔酣墨畅、健骨丰筋风格的书法实践。书法名家应他人之请抄录墓志,无需书写具体的安葬日期。卷末赵孟頫在原本应该空缺的日期前误书“至大元”,反而明示此墓志写于至大元年(1308)。 第三阶段:56—60岁(至大二年至皇庆二年,1309—1313),书风日趋刚健挺拔,字形也由方阔化为颀长。 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提到,钟繇书法有三体,分别为铭石书、章程书、行押书,这是指在不同场合使用的不同书体。其中,铭石书指刻在碣石上的书体,多用楷书,以示庄重。 赵孟頫书写的《楷书淮云院记》册便属于铭石书。此册是他应顾信之请而抄录的牟巘所撰《淮云院记》,堪称成熟时期的大楷代表作。这一大字名迹,字字中宫紧收,可见骨力内含,结体端稳平和,不失潇洒自如,兼有放纵苍劲与圆劲雄浑之气。全篇500余字,用笔首尾如一,神气毫无懈怠,若非大师,绝难如此。 第四阶段:61岁至去世(延祐元年至至治二年,1314—1322),人书俱老,笔力深沉扎实,笔势雄健放纵,姿致洒脱依然,苍劲老到。 元贞元年(1295),赵孟頫自题所书千字文时讲到,20年来书写的《千字文》数以百计,可见用功之勤。如此勤奋,至少有一个目的———将前人之法熔铸成自家的面貌。 赵孟頫的学生柳贯说过,“吴兴公少时喜临智永千文,故能与之俱化”,恰恰是此事的绝佳注脚。此书已然洗去师法智永而成用笔古拙、结体方阔的痕迹,显出的是沉着稳健、瘦硬通神、平淡天真、风骨内含、全然是赵孟頫本色,令人赞叹。卷后黄公望题诗中称“经进仁皇全五体,千文篆隶草真行。当年亲见公挥洒,赵孟頫斋中小学生”。黄公望以山水画驰誉画苑,被尊为“元四家”之首,著有《山水诀》。连学生都有这样的盛誉,其老师在艺坛的地位之高就不难想象了。 对于书画,赵孟頫既有通过笔下作品创造出的艺术天地,也有见解精辟、泽被千秋的艺术主张,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为世人仰之弥高的地位。赵孟頫书法兼擅诸体,其楷书同唐代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可见其书法成就之高。他对绘画创作的表现形式明确提出“书画本同”“以书入画”的艺术观点,针对南宋笔法大坏的颓势书风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加以扭转,其倡导的艺术主张与艺术实践对中国艺术史的贡献尤为卓著。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赵孟頫借助自己的艺术创作推动艺术主张的延伸,另一方面是他与身边的诸多文艺家互张声势、共同实践,开创了元代书画的时代新风。 借鉴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对赵孟頫的绘画是“元人冠冕”的评价,我们将艺术史研究的视野放宽、放远,应该客观地说,赵孟頫的书画艺术不仅停留在“元人冠冕”,称作“艺苑冠冕”才是更为客观、准确的。 (本文作者汪亓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赵孟頫书画特展”筹展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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