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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前人的创新意识，妙趣生动的艺术构思 明清戏曲一些优秀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作者掌握了正确的戏曲创作规律。这篇短文势不可能对此作全面论析，只想就汤显祖提出的创作问题作一粗浅阐述。 400年前，与莎士比亚同时出现并且同为剧坛巨匠的汤显祖曾指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这句话既是他的文学主张，也是他对戏曲创作规律的概括。 在汤显祖看来，“意”是置于首位的。后来王夫之说“意犹帅也”，正与此一脉相承。“意”指的是作品旨趣和思想内容。汤显祖说过：“词以立意为宗，其所立者常若非经生之常。”他认为作品所立之“意”不是一般经生的常意。换言之，他提倡作品要有超越常人和前人的新意。其后，李渔也认为，戏曲创作“意新为主，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所谓“意新”是指前人看到了却又没有发掘其中的深意。李渔还指出：“新意”者，“即前人已见之事，尽有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剧作家“若能设身处地，伐隐攻微，彼泉下之人，自能效灵于我。”显然，以汤显祖为代表的明清戏曲作者已经认识到：要有超越前人的自信，在思想艺术上实现突破和创新。 什么是创新？这一点我们可以在《牡丹亭》的具体创作中得到启发。 爱情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从元代戏曲成熟以来，凡描绘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作品，无不以年青一代追求爱情、封建家长竭力反对为主题，正反双方激烈冲突贯串始终是这类爱情题材剧作的主要模式。汤显祖《牡丹亭》虽然也继承了前人作品反抗封建婚姻制度的精神，甚至借鉴了前人运用过的细节，却又不同于一般戏曲极写封建家长对青年的压迫。当然，杜丽娘的父母对女儿也有所管束，但内心又充满了对女儿的爱。可以说，全剧主要角色，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反面人物。但《牡丹亭》的戏剧冲突又是激烈的。这冲突主要表现为杜丽娘的内心冲突。她苦闷到极点，幽愤到极点，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戏里，汤显祖把大自然的美好和现实社会的黑暗作了强烈对比。他让观众感到没有谁在迫害杜丽娘，却又分明感觉有一只无形黑手在扼杀她青春的生命。是现实的封建体制、道德伦理，是“拣名门一例里神仙眷”的婚姻陋俗，是“昔氏贤文，把人禁杀”的封建教育，乃至科举制度、用人体制等种种弊端，构成了极端黑暗的典型环境。是封建礼教和政治体制约束下的时代氛围交织成扼杀青年追求生命自由的绞索。显然，汤显祖写杜丽娘的挣扎、反抗，不针对任何人，而是通过这一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之间的冲突，对明代社会现实作总体性控诉。 在戏曲史上，从来没有人思想如此深刻，目光如此锐利。更从来没有人敢于不通过正面和反面人物的直接冲突，表现人物形象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展示剧作的题旨。这一点，正是《牡丹亭》具有的深刻教育意义和超越前人的新意所在。所以它一经问世，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清初洪昇的《长生殿》，写安史之乱中唐明皇与杨玉环的婚姻纠葛。但它不同于一般人视杨贵妃为“祸水”，也不局限于表达改朝换代的“黍离之悲”，而是在揭示杨、李“占了情场，弛了朝纲”的同时，对杨玉环追求爱情的专一给予深切同情。本来，从人类社会婚姻发展轨迹看，爱情专一、男女平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杨玉环“情深妬亦真”是可以同情和理解的。但洪昇把杨玉环置于不可能实现这一合理要求的环境和年代，“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出现了悲剧的冲突”（恩格斯《给斐·拉萨尔的信》），因此，她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最后也只能与唐明皇“成为天上夫妻”。所谓“重圆”充满悲剧意味。显然，洪昇对杨玉环的同情具有超越前人的创新意识，这也使得《长生殿》能够进入戏曲高峰行列。 如果说“意”是衡量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具有进步性以及作者是否具有创新意识的话，那么所谓“趣”就是指戏曲作品故事情节是否生动，结构是否完美，能否准确表现内容。因此，“意”与“趣”是紧密地联系着的。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指出：“趣者，传奇之风致。”戏曲作品如果缺乏曲折生动、意趣盎然的情节，“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 明清戏曲经典之作，其故事情节的迂回开阖、变幻多姿，与作家创新意识紧密相关。如《牡丹亭》写杜丽娘因情成梦，因梦而死，死而复生，便曲折微妙地凸显封建时代青年对理想的追求。《长生殿》写杨、李风流旖旎的生活与“渔阳鼙鼓动地来”的场面，交相穿插，把主人公悲剧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桃花扇》则把家国兴亡与侯方域、李香君的悲欢离合联系起来，而“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如而来，倏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最终让故臣遗老“灯灺酒阑，唏嘘而散”。同时，孔尚任又以一柄桃花宫扇的命运和剧情进展互相联系，“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总之，在情节安排上，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入乎情理之中，把思想内容的真实性、创新性和戏剧情节的生动性、趣味性结合起来，这是明清戏曲经典共同的创作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