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却青少年时期“强说愁”或曰“荷尔蒙”式写作，我正经写诗很晚。读研时的研究方向（如果可以这么指称的话）是中国新诗，而艾略特有句话说得寒光毕露：“我在某个时候采取过这种极端的立场，即倾向唯一值得阅读的批评家是本人从事而且很出色地从事，他们所评论的那一门艺术的批评家。”也许“唯一”和“出色”两个词极端，或者这个观点企图覆盖所有从事批评工作的人极端，但与其他文体的研究和批评相比，做新诗研究和批评的人不作点“下水作文”，确实难以找到艾略特随后所说的“高度的实际感”。于是有意识地写起诗来。写到研一第一个寒假来临时，突然有一天在安逸的冬季黄昏体会到一种来自时间本身的眩晕感和它于我而言特有的残破，就写了现在看来非常幼稚的《五点钟》，但那是我不再将写诗仅作为“下水作文”的开端，它的内部终于因我而升腾起迷人的快感。又过一阵，把习作拿出来向师友们请教，竟然说可以发表。诗的处女作发在浙江的《诗江南》上，现在叫《江南诗》，只发了两首，是搭了南大青年诗人小辑的顺风车。
    后来陆续在官刊、民刊上都发了一些诗。毕业之后，先后在《青春》和《扬子江诗刊》任文学编辑，但诗歌创作于我而言，更多的还是娱情和表达，并没有因为职业的关系将之变成自己的志业。我很清楚自己的诗歌总是最初为某种情绪或某个“物”所触发，铺衍之后也是象征多，“意志化”的成分少，开眼看世界也不够广阔。但我的心始终还是系牢在诗歌研究和批评上，觉得书卷气更浓、多些思辨性的写作更适合自己，因此在改进诗艺上抱持顺其自然的懒惰态度。
    诗歌研究和批评写作的起步时间与正经写诗略同，也是读研后才开始用力。先从南大自己的一份老民刊《原样》得到启发，做里面的诗人个案研究；后来对诗歌的音乐性以及诗与歌的关系发生兴趣，也写了点文章；毕业论文则立足新诗发生期的纷繁史料，以新诗集序跋为切入口完成；此外，也有关于小说甚至电影的一些评论。到硕士毕业时，长长短短发表了近十篇，但是有分量的文章一篇没有。我的导师当时用“浮躁”两个字形容我，可惜我没有懂得，以为是责我不够用功，因此毕业后即使工作再忙，也挤出一切可能时间读书、写作，又执迷不悟地发表了近十篇依然没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所幸的是，编辑工作逼迫我从书本抬头，将微薄的知识和观点与真正的文学现场猛烈碰撞，也带给我结识志同道合又技高我好几筹的小伙伴的机缘。在与这些小伙伴的切磋中，终于有一天，我“叮”地一下顿悟自己被指“浮躁”的真实含义：审美层面的敏锐度尚可，但往往只在评判具体对象时有闪光点，没有自己的学术体系，徒具皮相，没有躯骨。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清晰锋利：“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形象地说，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仅仅勤奋地阅读和写作远远不够，必须在真理所折射的无数斑驳光影中寻找自己所信仰的那一束光、那一团影子，而批评便是我所选择的这光影的外显、“影子的影子”。没有经由深厚学养的灌溉所凝聚成的自己的研究核心和气质，文学批评和所谓的一点微末的研究将如孤魂野鬼一般，永远在就事论事的肤浅境地盲目飘摇、打转。当我洞悉到这一点时，一条往更深处去的通道豁然向我打开，但深处到底有怎样的旖旎风光，又有怎样的魑魅魍魉？好奇而谨慎地一步一步走下去，是我仅能想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