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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清大理白族文学家族的诗歌创作述略 明清时期白族文学家族无疑在大理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巨大的文学遗产，通过对明清白族九个文学家族留存下来的诗文集及其散存作品的爬梳，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父子相从、兄弟相继的家族文学在创作内容和创作形式上的独特风貌，他们的诗歌创作既带有家族创作普遍的共性，亦带有个体创作独有的个性，极其耐人寻味。明清大理白族文学家族的诗歌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所具有的多样性是毫不逊色于本地汉族诗人的，内容全面、题材丰富、形式多样，并有所创见，这亦是云南大理地区很多少数民族诗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成就。 (一)诗歌内容上，题材广泛，内容多样 家乡域外风物景色、人们日常生活、作为文人的辛酸、对亲友的思念、自身情感、文人间的唱和赠答等等，无所不包。在这里，我们把浪穹何氏家族、剑川赵氏家族、太和杨氏家族、赵州龚氏家族、太和赵氏家族、赵州师氏家族、赵州赵氏家族、剑川张氏家族、鹤庆李氏家族等九个文学家族的诗歌创作，大体划分为五类。 第一类是风物诗。在这里风物诗所含范围较广，既包括风景名胜和物品，也包括历史传说和故事。对大理风物的吟咏几乎构成了文学家族风物诗的全部，如浪穹何氏家族中何思明的《壬戌秋与惺斋归田泛宁湖》、何邦渐的《登太和山》、何鸣凤的《登标山一鉴亭》、何蔚文的《点苍山》、何星文的《茈湖唱和》、何素珩的《茈湖秋泛》，剑川赵氏家族中赵完璧的《昆明春游杂咏》三首、赵炳龙的《春日游班山感通寺》，太和杨氏家族中杨晖吉的《鸡足山》、杨履宽的《冒雨游圆通山》、杨文翯的《荡山龙女花》、杨师亿的《游高兴绍补寺》、刘文炳的《题荡山新建普同塔二首》，赵州龚氏家族中苏竹窗的《登楼望白崖定西岭诸山》、龚亮的《登龙华寺》、龚敏的《天生桥》，太和赵氏家族中赵廷玉的《望夫云》、赵廷枢的《登苍山中和峰》、杨载彤的《浩然阁观洱海》、赵懿的《题凤眼洞》，赵州师氏家族师范的《次大理》、师道南的《上定西岭》，赵州赵氏家族赵淳的《泛东晋湖》、赵之瑱的《游东晋湖》、赵之瑗的《梦寄飞来寺》，剑川张氏家族张辅受的《点苍石》，鹤庆李氏家族李倬云的《下关清风桥上》等。这类描写大理风物的诗作，在明清时期白族作家的诗歌创作中占很大比重，上述所列只是一小部分。通过对这一山一水、一事一物的歌咏或感怀，我们能深深体会到作者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和热爱。当然，明清白族作家多有在外游历的经历，所以也有很多吟咏大理之外风物的诗歌，如何鸣凤的《早度白帝城》，师范的《赵州桥》《望黄河》《次邯郸》《过卢沟桥》等，可见诗人的足迹遍布河北、山西、北京等地；赵廷枢的《大渡河》《舟次夔府》《由夔州府入峡》《舟泊巴东》《秦淮》《单县道中偶题》等诗可以看出诗人游历地域之广。 白族相对于云南地区其他少数民族来说，是汉化程度比较高的民族之一。所以，白族文人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民族痕迹并不明显。而对家乡风物的歌咏，恰恰是能体现民族特色的途径之一。如赵廷玉的《望夫云》和《妇负石》二诗。《望夫云》取材于阿凤公主和猎人的故事。两人真心相爱却不被祝福，二人私奔。为逼公主回宫，南诏王用尽手段。最后猎人被罗荃法师打下海中变为石螺，公主得知，忧愤而死，变为一朵白云，向海中探望。这首《望夫云》对公主和猎人的遭遇深感不平，并对他们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妇负石》则借用了观音化作老妇背着很大的石头，机智吓退敌兵的传说，对解救人民于水火的观音给予由衷赞美。而《国母祠》则是借用了唐僖宗女儿安化公主嫁与南诏王，“多劳圣善息兵戎”③，成为国母的传说。诗人巧用典故、叙事简洁并表达出无穷的意蕴。该类诗将中原文化和民族风情巧妙融合，在诗歌创作中别具一格，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关于”观音负石“的传说，杨履宽亦有《妇负石歌》，该诗更为全面，开篇从上古神话说起，然后说到汉武帝“一朝天子凿昆明”⑤，而观音化妇出现“止戈为武”，有其积极意义。周馥的《汉阿南夫人》《梁阿(褴)郡主》《古蜀山氏女》《唐阁罗凤女》《段羌那闺秀》等，同样有着明显的民族历史印记。 第二类是生活诗。现实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最好土壤，虽然平凡、琐碎，但涉及大大小小、边边角角的全部，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题材，为我们娓娓道出生活的真谛与意义。本来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种菜、栽花，经过诗人灵动的头脑，突然被开发出了新的意义。看杨栽彤的《种花》，种花可以种出一个春天，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热爱和未泯的童真。再如赵廷枢的《长夏久雨晴后经理小园四首》之四：“舍前舍后长桑麻，隰地栽芋陇种瓜。菜圃锄成来舞蝶，蒲塘引满聚鸣蛙。种桃插槿依篱曲，筑坞开沟绕径斜。自笑迩来能用短，最无聊处有生涯。”⑥在作者眼中，种菜也可以成为风景的一部分，就像罗丹所说“生活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田园之乐虽然平淡，却也有朝堂之上不曾有的安逸、舒然。罢官之苦，在面对如斯美景时，早已淡去，最触动人心的也不过是让无聊枯燥的生活有了“生涯”。再看师范的《冬至节餐食饵丝》介绍了饵丝的原料，北方人多用小麦制作饵丝，而南方人则是用米来制作饵丝，虽说从周朝就有了饵丝的吃法，但南北方很显然有差异，精确点出了南北方在饮食上的不同。还说“冬至大似年”，冬至和过年一样隆重，“萧家出馄饨，庚家出粽子”[4](P.130)，萧家的馄饨和庚家的粽子是诗人家乡的特色小吃。师范的《中元节炒豆》《新正三白酒》分别写了弥渡七月十五的祭供炒豆之俗和三月三酿甜白酒的风俗。而《家园杂忆赤水江中石花菜》《庄东新蚕豆》《南林春笋》《西山早菌》《北园青菜》《宅畔桑花》《野杂蓖》等诗，满满的生活气息。诗人，总是有着那么一颗七窍玲珑心，能让朴实无华的泥土生活，开出滋养人心的诗意之花。 第三类是时事诗。在艰难的现实面前，诗人们不只是关注自身的苦难，还会把目光投向广大的人民。生活中的不如意则正是诗人动心忍性、琢磨自己的修炼场。明清时期的白族诗人们或吊古伤今，或缅怀古人，对环境束手无策或义愤填膺，对人民同情哀悯或无能为力，所有的情绪都吞进诗里，凝练成时代的最强音。杨载彤就是个典型例子，屡处科场，却不得意，于是发出“任有佳文不屑看，仇深似海是帘官。三年一试非容易，资斧过于道路难”⑦的牢骚。科考不易，当官亦不易，“宦场滋味古来酸，白眼同轻草芥官”⑦。而赵炳龙的诗歌更是多寓身世之感慨，格调哀怨悱恻，读之凄楚感人。赵炳龙的长篇歌行《妾薄命》，深刻地描写了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丈夫远征，妻子无计生存，最终窘迫而死。言不完的恨与苦，让人潸然泪下。难怪赵藩在《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中这样评价道：“《薄命》篇成泪满襟”[4](P.162)。而南明小朝廷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政权摇摇欲坠，报国无望时，赵炳龙的诗歌溢满了忧国感时的暗淡情调，他的诗歌更是表现出身世之感、黍离之悲的哀怨基调。如《广巷伯九章》，诗歌仿《诗经·巷伯》为忠臣鸣不平，怒斥进谗者的险恶用心；其《石兰三章》《永忧六怀·述怀》等章，仿屈原之离骚，有“香草美人”之喻。无怪乎李玉湛在《居易轩遗稿·后序》中评道：“湛读先生之诗文，渊源忠孝，取法诗骚，欲言难言之隐，以可解不可解之辞出之，黍离、麦秀之悲，香草美人之旨，旷代以来，当与杜子美、元裕之相视而笑”⑧。当然，在灾难面前，最让人振聋发聩的诗歌，当属师道南的歌行体诗歌《鼠死行》。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曾在《北江诗话》中这样评价过该诗：“道南赋《鼠死行》一篇，奇险怪伟，为集中之冠”[5](P.43)。肆虐的鼠疫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但是面对“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坼堵”的惨烈现状，作者亦无可奈何，只能“呼天公，祈天母，洒天浆，散天乳，酥透九原千丈土。地下人人都活归，黄泉化作回春雨”⑨。正是这样的一场灾难，成就了师道南，虽然师道南亦于不久后死于鼠疫，其《鼠死行》却在文学和医学领域都留下了重要的价值。杨晖吉的《田家二首》，对于人民的苦难忧心忡忡，对于只追求功名利禄、不关心百姓的人进行了辛辣讽刺。而赵廷枢的《寄大兄晴虹四十四韵》，则把个人生活的辛酸苦难都记录在内，也成为了了解赵廷枢生平的重要材料。类似的还有何邦渐的《鬻儿行》、何思明的《湖中悯劳》、杨履宽的《大仓铺妇》等。 第四类是爱情诗。爱情，自古是文人争相吟咏的题材，《诗经》中的《关雎》无疑是爱情诗的滥觞，也是官方对爱情诗最早的记载。爱情可表现的形式亦有很多，可以是相恋的甜蜜，亦可是失恋的痛苦，可以是冲破世俗礼教的传奇爱情，也可是神话里幻化的凄美传说。爱情诗在明清白族文学家族的诗歌创作中并未占到很大比重，但我们却不能因其数量少而刻意去模糊这一类的诗歌创作。如赵廷玉的《望夫云》对南诏公主和猎人的悲剧深表同情。望夫云的故事和中国传统戏剧中的大团圆结局不同，纵有情人亦难成眷属，被反对势力破坏的两人虽生死永别，但爱情却忠贞至永远。南诏公主和猎人的悲剧来源于身份地位的悬殊，而唐传奇中亦有身份地位不同的《李娃传》，两者都受到了家中掌权者对男女主人公爱情的反对，但最终李娃和郑生的爱情、名声得以双全。这种双全带来的文学效果远远不如悲剧，悲剧能带给人一种精神上的震撼，正如赵廷玉诗中所描绘的“卷地难平千古恨”，这“恨”千年难平，哪怕海枯石烂、沧海桑田，这丧夫之痛难以消磨，“可怜夫婿无消息，空拒情根护石头”，一个“空”字，让人感受到的是窒息般的绝望和无奈。短短一首《望夫云》，把南诏公主和猎人可歌可泣的爱情表达地淋漓尽致，感同身受，大概这就是可遇而不可得的爱情给人带来的心灵震撼。 何蔚文的《青荇小姑行》用自然质朴的语言打趣“嫁郎日久回青荇”的小姑，涉笔成趣，欢脱活泼，这和唐代诗人朱庆馀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小心谨慎，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氛围。直白地夸赞“清溪小姑颜色好”，多了丝民歌气息。“愿比溪青青未了”，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惹人怜爱。这样的爱情诗，简单，鲜活，令人向往。何蔚文的《昆明竹枝词》描写了一对郎情妾意、难分难舍的夫妻。“金马比郎妾碧鸡”的比喻十分新奇，而且一语双关。金马、碧鸡指昆明的跑马山和碧鸡山，两山分别位于昆明的东面和西面，遥遥相望而不能相见。且从“愿郎驱驰万里去，妾自守更报晓啼”看出，丈夫像驱驰万里的骏马在外奔波，而作为妻子的自己就只好在家里做好本分工作，等待丈夫的归来。深刻而又本分地眷恋着万里之外丈夫的女子形象，跃然而出，为这首爱情诗歌增添了几分痴情。杨履宽的《星回节再吊邓赕夫人慈善》二首，同样是从民间故事入手，赞扬了邓赕夫人慈善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妾心更有坚于铁，烈火难消一寸丹”，慈善夫人对爱情的忠贞比铁更坚硬，即使烈火也无法磨灭。“忍逐鸳鸯戏彩舟”、“妾心终不是东流”，慈善夫人再坚强也不像流水一般过后无痕，她也难以忍受失去丈夫的痛苦，以至于不忍驱逐正在嬉戏的鸳鸯，这首爱情诗里多了些痛苦的悲怆和无言的雄壮。 爱情诗还有一种很简单的定义：情人之间传达爱意的诗歌。那夫妻之间的唱和诗也自然算作爱情诗的一种。像周馥的《紫笈夫子就馆中甸话别》“唐破吐蕃地，夫君又远征”，一个“又”字，看出丈夫远征的频繁，简单一句话中，透露出了一个妻子对远行丈夫的太多不舍。《同紫笈夫子过灵会寺忆唐梅》中夫妻二人见唐朝人栽种的梅花已无存，便拿出自己的手镯交给僧人去寻唐梅补种。夫妻两人爱古、护古的心思是一样的，这种心灵上的默契，颇有似李清照、赵明诚赌书泼茶的情趣。而紫笈夫子的《汉江寄内》更表达了对妻子深深的思念之情，外面的鱼儿固然美味，但哪有和妻子共同烹调时的快乐和热闹。可见，爱情的表达并不只是海誓山盟的宣言，柴米油盐中往往更能体会到爱情的可贵。暖暖的几句话，虽然含蓄而简短，但仍挡不住情人间爱意的传达，这种爱情平凡又温馨，真诚又长久，令人艳羡。 第五类是赠答诗。张叔椿序《坡门酬唱集》云：“诗人酬唱，盛于元裕。”⑩虽从盛行之日起，讨伐声便此起彼伏，却丝毫未能损其长盛不衰的发展趋势。从白族九个文学家族现存的诗歌来看，唱和或赠答诗也相当多。如何鸣凤的《赠陈眉公先生》《泛宁漫步杨升庵先生韵》，何蔚文《何文叔赠小印镌弹剑花前醉楚骚作歌寄谢》《许子羽为我评丛诗稿久不报促之》《担当过访赋赠》《送何文叔之昆明入幕》《为余簪髻因以二绝柬之》，赵炳龙《云树辞寄怀同社诸子》《杨濬甫述小说杜生哭项王祠事感赋一诗示之》《遣兴次友人见赠韵》《赠杨伯起医士》，杨晖吉《程石门先生搜滇中诗有感》《担当向予索大来书画甚殷赋以奇阅》，杨履宽《送广文何夫子调元江》《玉林兄招饮赏菊兼惠二本诗以志谢》《张吴念修贻兰堂赠言》《和鸡鸣寺壁间韵》，杨师亿《癸巳春同李更之僧守溪游锡达场乘月登保和山顶》《赵彦明邀看梅花病不克赴却寄》《应鹤州张太守聘赴阳瓜阅卷四首》，杨载彤《石岭赠文轩宗叔》等。 所谓“诗言志”，诗是个人心声的表达，有其生活的痕迹和胸怀在里面，通过对诗的分析，足以看出诗人的生活轨迹，这也是知人论世的一部分。以太和赵氏家族赵廷玉为例，赵廷玉的酬唱赠答诗共40首，数量较多，却没有一首是言不由衷的唱叹之音，都是不可自抑、由心所出的不得不发之言。他的酬唱赠答诗又可以细分为如表所示的几个部分： 这些唱和诗中，次韵诗占了较大比重。次韵就是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的一种方式。也叫步韵。世传次韵始于白居易、元稹，称“元和体”。次韵诗是在别人限定韵脚和用韵次序的情况下再作诗，比一般的诗歌创作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次韵诗的创作本是不易，若能作出好诗，更是夸耀自己才华的绝好机会。所以文人常常借此“斗工”，“以此夸能”。但也有很多人认为，次韵诗违背了“诗言志”的传统初衷，哗众取宠，偏离了诗歌原有的美学取向，从而沦为作者自娱的工具。像严羽就曾说道：“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6](P.699)而王若虚在评点苏轼唱和诗时说：“次韵实作者之大病也”、“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者多矣。”[7](P.524)当然，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我们不可能站在传统诗论的原点停滞不前，将社会功用作为衡量诗歌的唯一标准，倘若如此，赵廷玉的诗歌就没有了研究的价值。赵廷玉的唱和诗几乎是在和朋友对话，今天看梅花了，就用东坡的梅花诗韵和诗一首(《偕王乐山、张西园看梅用东坡梅花诗韵》)；生日的时候，朋友以诗伴酒，那就用朋友的伴酒诗为韵，赋诗一首(《丙戌清明日，适年七十八初度，张西园偕鸳浦大阮至，以诗侑觞，和韵答此》)，诸如此类。反映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富有真情实感，诗歌自然天成，浑然一体，毫无造作之态，成功克服了唱和诗的弊端。 即使到了赵廷玉生活的清代，交通工具仍然很落后，再加上道路崎岖难行，朋友间一别动辄数年，所以，送别诗在古代是很兴盛的。文人之间虽不再十里长亭、折柳相送，但知己好友之间常常会备酒践行、写诗互赠，或鼓励、或安慰、或直接抒发不舍之情。赵廷玉的赠寄诗中就包含了四篇送别诗，即《送师荔扉北上》《送杨栗亭夫子北上》《铅山别所园弟晚泊安洲渡》《送沙雪湖入都出滇由粤闽取道》等篇。通过对赵诗的梳理，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不仅送别诗的对象是亲朋好友，其他的赠寄诗中主人公也大多是诗人的知己。这足可以反映出赵廷玉的人生价值追求，并非浸淫官场，而是和自己好友能三五一聚，你唱我和，寄情大理山水。张西园、沙雪湖、师范等人常常与作者你来我往、相互唱和，这成为了赵廷玉诗歌的一大特色。所以，笔者认为，只有回归到文本的关注上，唱和诗所蕴含的文学价值才能更完美的体现。 (二)诗歌形式上，丰富多样 白族九个文学家族创作的诗歌，从格律上看，有古体诗和近体诗；从字数上看，有四言诗、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等。古体诗中有歌行体，如何邦渐《鬻儿行》、赵淳《雪山行》、师道南《鼠死行》、龚锡瑞《放歌行》《拟古从军行二首》、杨履宽《毒泉行》《鹿城行》、赵炳龙《从军行》、龚敏《万人冢歌》等；有乐府诗，如杨履宽《采莲曲》《采菱曲》、何蔚文《采莲曲》等；还有骚体诗，这种风骚体的诗歌多表现在剑川白族诗人赵炳龙的创作上，在《居易轩遗稿·后序》中，蔡元燮就评价说：“其托于诗者，变雅、《离骚》之流。”⑧其诗作如《广巷伯九章》《惜菊五章》《石兰三章》等都是仿《诗》、《骚》之作。就近体诗而言，律诗、绝句有着严格的韵律，在其工整严谨上并不输中原地区的诗人。竹枝词是云南地区的一大特色，何蔚文有《昆明竹枝词》、杨载彤有《大理竹枝词》、《大理乡复试竹枝词》、龚锡瑞《广州竹枝词》、赵廷玉有《苍洱竹枝词》等。除竹枝词外还有柳枝词，如光赵廷枢就写了很多首《柳枝词》。白族特有的诗歌体式是“山花体”，“山花体”因白族诗人杨黼的《山花碑》而得名，赵廷玉、周馥夫妇确是最早吟咏“山花碑”的诗人。除此之外，周馥还在《古蜀山氏女》《汉阿南夫人》《梁阿(褴)郡主》《唐阁罗凤女》《段羌娜闺秀》五首诗中自创了前五句是五言、后两句是七言的新样式。 还以赵廷玉为例，赵廷玉的诗歌创作形式多样，有近体诗、古体诗，有五言、七言等等，具体如表。 古体诗形式自由、不拘格律、平仄，押韵较宽，创作的时候较为容易。但是正因为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就给和韵的人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像《连雨独饮和陶韵怀致一先生史蔺生楼得月》就是一首和韵的五言古体诗；而更考验人功力的是七言古体，如《偕王乐山张西园看梅用东坡梅花诗韵》。 在古典诗歌的写作中，最经典的诗歌形式是律诗。不仅是因为律诗蕴含的信息量大，读起来铿锵有力、气势非凡，更主要的是科举考试对律诗的写作有着明确要求。科举的规定，无形中推动了律诗这种诗歌形式的发展，所以对于明清时期的白族文人来说，几乎都能熟练地运用律诗这一形式，赵廷玉自然不例外。如《望夫云》“一缕浮云几度秋，坚心常注海中沤。踉跄浪打蛟龙窟，绰约神明水月楼。卷地难平千古恨，回峰又锁百重忧。可怜夫婿无消息，空报情根护石头”③，这就是一首广义上的律诗。且看首联和颔联，其基本的平仄规律是：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平。乍看来，并不符合格律诗的规律，但诗歌讲究的是抑扬顿挫的声调之美，这首诗歌很巧妙地做到了逢双必反的节奏规律，即第四字的平仄和第二字相反，第六字又与第四字相反，如此反复就形成了节奏感。逢单却可反可不反，这是因为重音落在双数音节上，单数音节就相比而言显得不重要了，这就是律诗格律中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规律。纵观全诗，可知押的是平声韵“ou”，且对仗工整。“踉跄”和“绰约”对，都是形容词；“浪打”与“神明”都是主谓格式；“卷地”和“回峰”则都是动宾结构；而“百重忧”和“千古恨”则是数字对。可见，除了格律不是那么严格之外，《望夫云》是一首极好的律诗。 虽对律诗的规律烂熟于心，但诗人却更喜用绝句。绝句灵活轻便，适于表现一瞬即逝的意念和感受，而作者作诗通常是就地取材、即事抒怀，这种轻便灵活的绝句就成为了诗人的首选，所以用绝句创作的诗歌占了诗歌数量的一半。如绝句《聚仙楼吟》五首，短小精悍，“法勇登真后，岩喷众妙香。桃溪源一滴，渔唱满沧浪”③，作者登上聚仙楼以后，俯瞰大理坝子的景色，壮阔美景下，心情骤然豁达，欣喜之情无法抑制，随着诗歌喷薄而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