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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来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存在方式 事实上，我们可以相信库切在小说里真实地表达了自己，却不能认为他写的就是他自己。相反，他和他塑造的人物之间，总有一种不对称的关系。 以女作家科斯特洛为例，别说她和库切年龄性别不同，按文敏的看法，库切具有巴赫金所说的“外在立场”，对世界的观察也远比她透彻。“库切的策略是让科斯特洛去替他嚷嚷，让她去面对驳诘、冷落和各种尴尬场面，借着女作家那份偏执劲儿，库切毫无忌顾地将自己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引向较为极端的方向。” 或因如此，无论在自传体小说，还是别的小说里，库切惯于选择第三人称叙述。他之所以这样做，以这本传记所示，是因为他需要距离，距离带来安全和放松的感觉，以及审视自我的可能。诚如云也退所言，库切那个被始终压抑的“我”，也只能藉由另一个人之笔以“他”来表达，而且这个人必须跟他一样，有着“书写一个人物来让他不朽”的热切需要。比库切大一岁的坎尼米耶，恰好契合了他的这一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结束全书时，坎尼米耶不由感慨“理解库切就是理解自己”，而坎尼米耶还没看到书的英文版出版便于2011年底去世了。 可以想见，库切或许如云也退所说，在坎尼米耶身上看到了一些令自己戚戚然的地方：他们各有各的写作人生，而这段人生，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也同时遇到了老龄和疾病的终极考验。库切回望自己的前尘岁月，也必然会感受到时间带来的复杂况味，他先后经历了多次沉重打击。第一任妻子菲丽帕·朱贝死于癌症，儿子尼古拉斯意外坠楼身亡，爱女吉塞拉在1989年罹患癫痫。种种不幸的遭遇，都让他苦行僧似的写作，带上了类似自我救赎，乃至自我疗伤的意味。 这般自我救赎的意味，体现在《彼得堡的大师》里，库切将尼古拉斯比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夭的孩子巴维尔，他想象这位文学大师如何搜寻巴维尔生命最后几个小时里的行踪，以克服自己的悲伤。也因有评论说，这部小说是澄澈的，这种澄澈或许来自库切对文字有力的节制和叙述上的冷静，但它也是动情的。也许这种动情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深深的敬意。库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父子关系的书写，寄寓了他内心的情感。“这种父与子的二元对话关系不仅是血缘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充满现实和隐喻的色彩。” 库切风格各异的作品，富有现实针对性的同时，都有着很强的隐喻性。就像他最具代表性的小说《耻》，藉由南非白人教授戴维·卢里因的遭遇，库切意欲探讨越界是否可能。无可疑义，任何事物之间都各有其界限，强行越界，必然会付出一些代价，但交流和沟通本身就预示着越界的可能，问题只在于我们得怎样遵守界限，又该怎样逾越界限？库切对此并没有给出解答。而他那些更具寓言性的小说，无论是《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还是近年的《耶稣的童年》《耶稣的学生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他多元思想的呈现。 要阐明库切的思想无疑是困难的，相对可行的方法无过于把他从思想的云端拉回到地面，从而引发公众对库切的兴趣。浙江文艺出版社围绕《J.M.库切传》一书在上海和杭州两地的宣传，分别以《J.M.库切：当然，我不吃肉》和《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自我修养与成长》为题，未尝不是包含了这样的用意。评论家李庆西说，读《J.M.库切传》最深刻的感受，在于能读到库切无论从自身人格，到哲学认识等方面都有着极高的修养。“从这部传记，还有库切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非常聪明，不仅聪明，还特别刻苦，有了这两项，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库切。”他所说的这个库切，当然不只是作家库切，还有作为思想者的库切。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第一章里，科斯特洛参加颁奖活动时，有记者请她谈谈自己“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她上来就跟记者兜圈子，“我的思想？我有义务带来思想吗？”在文敏看来，这也许正是库切的自我警示。“库切给读者带来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存在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