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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经验与困惑中编织出的小说 不止于此，对于学习库切写作的作家，或热爱库切作品的读者，就像评论家德里克·阿特里奇说的，当我们去探讨库切的生活与小说之间的联系时，或许可以比较清楚地窥看到，他的小说是怎样从他的个人经验与困惑中编织出来的。 这样的“窥看”，不妨从读他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开始。《男孩》和《青春》是库切两部各自独立而互有关联的作品，前者叙写主人公十岁至十三岁时在南非的孩童生活，后者是他大学毕业后到伦敦谋职的一段经历。 体现在《青春》这部小说里，库切本人的年龄和履历都跟书中的主人公相吻合，至于那里面的诸多细节是否也是作者所亲历，或许可以参照这本传记，但如评论家云也退所言，因为库切的人生和作品太一致，这本传记就少不了循环论证的嫌疑：拿人生来论证作品，又从作品来反证人生。 在《青春》里，库切写“他”19岁到24岁几年间的生活经历，一个南非大学生跑到伦敦做了计算机初级程序员，朝九晚五的公司职员，饭碗不用担心，却还是很郁闷。由于生性缺少热情，干不成大事也惹不出乱子。他也需要被爱抚的感觉，但性爱从来没有给他带来生命的光辉，只是在吞噬时间和精力…… 与此相对照，库切本人大学毕业后离开南非到了伦敦，和主人公约翰一样，做了一段时间的计算机程序编制员。1965年他到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攻读文学博士，研究爱尔兰小说家和剧作家、荒谬派戏剧的主要代表塞缪尔·贝克特。尔后，库切到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校任教。1973年他因参加反对越南战争的游行被捕后，离开美国重回南非。从1977年开始，库切开始发表小说，凭1980年出版的《等待野蛮人》，他的名声开始越出南非。 而在三部曲的第三部《夏日》里，库切索性写自己死后，传记作家文森特通过采访他人眼中的已故作家“库切”来构建一个多面、甚至不堪的自己。库切就如有评论所言，仿佛一个俄罗斯套娃深度中毒者，不断给叙事加括弧，括弧，再括弧，直到括弧本身成为叙事难以分割的一部分。而所谓“自传体”的最大证据，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叫“约翰·库切”，并且里面的若干情节完全有出处，不但在库切以往的小说中均可找到相关情节，更可以直接对照库切的个人简历。 即便不是自传体，库切其他小说里的一些主人公也跟他个人的经历高度重合。《凶年纪事》里，主人公和库切一样，是居住在澳大利亚的年迈南美裔作家。《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里，年近七旬的女作家作品不多却很有影响，也有点像库切本人。若是参照早年的欧洲经历，作为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边缘身份，等等。我们甚至可以把科斯特洛视为库切的部分替身。 饶有趣味的是，小说里科斯特洛获得了一项文学大奖，儿子陪着她去领奖，但她对这项殊荣很不以为然。她说，你们所授奖的这些书，过些年后人们将不再阅读，将被人遗忘。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们应该减少留给子孙们的负担。关于颁奖仪式，她更觉得是多此一举，说：“我应该告诉他们不要麻烦举行什么发奖仪式，直接把支票寄给我就行了。”这近乎是库切借小说人物道出的心灵自白。 某种意义上，科斯特洛正如有评论指出，是库切的另一个自我，人们读她的观点，也正是在读库切的观点。她说，我是一个作家，我写我听到的东西。我是一个秘书，记录不可见的世界，我是许多个秘书中的一员，这是我的使命：一个擅长听写的秘书。对给我的东西，我无权审问或指责，我只是写下这些文字，然后去试验它们是否准确，我是否听错。“我有信仰，但是我并不相信它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