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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们用不同颜色和字体在文稿上书写修改意见,实现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然而在最终版本产生之前,往往会产生一些大的意见分歧,因此还要经过互动甚至交锋的讨论环节。这时往往采取“圆桌会议”的讨论方式,即定稿组成员一起围坐在长桌前商讨译文中的问题。译者们往往各持自见争执不下,比如翻译“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这句歇后语时,大多数译者主张用slut来译“懒婆娘”,而美国学者李敦白则坚持用slattern这个词。他认为,slut在美国有“娼妓”或“荡妇”的意思,不符合毛泽东的原意。牛津字典的解释对坚持slut的人有利,但是韦氏大词典却支持李敦白的观点,大家为此争得面红耳赤。从最终出版的外文社版译文来看,李敦白的意见得到了采纳。译者间的定期讨论可以让他们及时了解其他译者的工作情况并化解分歧,并且能快速统一翻译策略和语言习惯上的差异。 尊重文本 适度变通 《毛选》英译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原作者即毛泽东本人对翻译活动的高度参与。在秘书田家英等人以及英译部门负责人如胡乔木、伍修权的协助下,毛泽东不仅左右着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甚至偶尔还亲自决定译文的最终形态。这既是《毛选》合作翻译相较其他集体翻译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翻译工作效率相对低下。一方面,作者对翻译活动的参与保证了译者和作者之间你来我往式的互动,不存在因年代久远,不同译者对原文意思的理解产生分歧或对最终译本争执不下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毛选》特殊的政治地位,源语文本的权威不容动摇,《毛选》译者们都必须对原文本绝对忠诚,然后才能凭借自身的语言水平和翻译技巧最大程度地适应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让译文符合译入语语言规范。 在一定程度上讲,翻译是一个译者之间协商的过程。译者在翻译方案的呈现、选择和落定等各个环节中,进行着不同程度的“较量”和“角逐”,在协商中找到“解决之道”。一旦在翻译中出现大的分歧就需要上报主席办公室,由毛泽东本人亲自裁决。比如毛泽东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纸老虎”的说法,并在会见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担任翻译的陆定一开始翻译为scarecrow(稻草人),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个翻译不妥,还是直译的“paper tiger”更符合其本意,于是之后在《毛选》英译本中就采取了这个译法。对于“本本主义”这个词,定稿讨论时有人提出创造一个新词Bookism,但也有人表示不同看法,提出了Book Worship的翻译方法。在双方互陈理由并且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毛泽东本人亲自决定了Book Worship这个用法,并且在《毛选》英译本中一直沿用。 《毛选》英译历时近30年,是一大批专家学者组成的精英团队日以继夜、精益求精、呕心沥血的成果,相关经验对当今翻译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方面,我们要在尊重原作的前提下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了解译入语文化和读者意识,对接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另一方面,要借鉴《毛选》合作翻译的成功经验,加强对翻译项目的管理,注重翻译人才的培养,制定行业规范,更好地服务“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完善合作翻译模式,汇集多方智慧,做好初译、改稿、核稿等工作的有序分工,提高翻译效率;建立作者、中外译者、赞助方等之间的交流沟通机制,重视审校环节的互动讨论,及时扫除翻译中的障碍。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翻译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