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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闭到开放,从自身到他者 语言如此,翻译也是如此 如果让许钧在诸多闪亮头衔中只能选择一项,他肯定毫不犹豫地在“翻译家”这一项上重重打钩。与美好的语言投契的思想相遇,然后把它转为另一种语言,在他看来简直是一场可遇而不可求的“浪漫艳遇”。 而关于身份,还有一个重要选项是许钧自己念兹在兹的:浙江龙游人的乡民身份。 出生在龙游塔石镇钱村普通农家的许钧,自16岁离开家乡,46年后终于心愿得偿,回归了故乡的浙江大学,任文科资深教授,成了院士级的文科学者。 未见许钧之前,见过他照片——气宇轩昂中有沉静笃实,给人感觉他是一个中西文化铸就的性情中人,及至见面,果真如此。 62岁的许钧不惧从南京大学转至浙大重起炉灶,说起手头计划中的翻译大业,滔滔不能绝口,根本不屑什么年纪做什么事的老派说辞。但说到家乡父老兄弟姐妹,语气转柔表情温和。“父亲85岁,母亲82岁,身体倒还不错。今年已经回家10次了,每次回去总是待不够。” 关于“不可译”与“无需译” 从自己文化角度出发会有不同的发现 问:对于当代翻译来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都很有市场。 一种说翻译不可为,即“不可译”说,因为两种语言虽然在基础层面上可以完成交流,但在形而上的思想层面上却完全没有互通性,不可说,一说即是错;另一种说法是“无需译”,因为英语会成为通行语言,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多少都会一些。请问您的看法? 许钧: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存在三个层面的矛盾:可译不可译是哲学层面的;语言的异与同是文化层面的;形与神则是美学层面的。 比如法国作家纪德,翻译家李玉民说:“纪德是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人的迷宫。”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确实是有限度的,但正是种种的不可能召唤着翻译家的努力,在不可能中去追求翻译的可能性,在新的语言、文化语境中,《红楼梦》有可能产生别样的味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别样的味道,让《红楼梦》获得新的生命,味道更美了。我觉得,这是就文学翻译而言,哲学意义上的可译不可译与日常普通翻译关系不大,不同的语言当然不可能有完全对等的翻译,但还是可以找到对应的沟通交流方式,比如人家说吃饭,翻译过来要看对象,西方人是吃面包,我们中国的南方人是吃米饭,陕西人吃馍,这就是对应的关系,不能机械地去翻译,要作对应的理解。 反过来,假如设身处地让一个中国人去理解一个法国人,尤其一个有复杂思想与性格的法国人,那确实是有些难,有些“不可捉摸”。但关键是你有没有去了解他的愿望,有没有去理解他的愿望,如果有心,有尊重,你从自己文化角度出发去看,会有不同的发现。 至于英语的流行,那是由许多因素许多合力造成的。英语的大流行也造成了它自身不可避免地被“异化”。前法国总理就曾对我说过,法语是文化性语言,英语是工具性语言。工具很实用,人人都可用,但它也因此会失去自身的文化根基。所以现在那些“chinglish”“singlish”已完全被大家接受,无所谓正宗不正宗了。 所以在全球化文化交流相融的过程中,语言也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身走向他者。翻译也是如此。 问:说到文化沟通与交流,刚才提到了《红楼梦》的翻译,目前最著名的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以及英国人大卫·霍克斯的译本。通常公认杨戴译本更忠于原著,而霍克斯采用“归化”手法更顺应英语读者的接受。其中一些文化层面的分歧很有意思。比如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遇见警幻仙子,原著对其描述的句子有“美彼之态度兮,凤翥龙翔”。杨戴译本直接把“龙凤”翻译出来,而霍译本则译成西方人普遍认同的神鸟,因为在西方文化中,“龙”的意象并非如中国人所指的吉祥神物,而是邪恶丑陋的象征。所以有人提议用拼音译作“long”。您的看法如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