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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初夏,著名语言学家陈章太宣称,“(得益于)中国语言规划研究经验的百年积累……‘语言规划学’呼之欲出”。同年秋,李宇明的《中国语言规划三论》(下称“《三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前,李宇明在2005年出版了《中国语言规划论》,2010年出版了《中国语言规划续论》,每5年一个台阶,逐渐形成了“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思想。 李宇明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曾长期担任国家语委副主任,对语言规划研究非常熟悉。《三论》“体现学术研究与管理工作相结合,致力于建立学术与管理之间的‘旋转门’”,著者具有这种出入“旋转门”的独特优势。《三论》中有《语言规划学的学科构想》一文,该文为“语言规划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当然,《三论》是论文集,不是一部严整的学术专著,该书在系统性方面还略有欠缺,存在着某些“‘碎片化’的思想”,尚不能构建一个全面的、严密的学科体系。 诚如《三论》“语言规划学乃语言功能之学”所言,“语言规划学”确实是一门“功能之学”。通常认为,语言具有“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社会功能”等。“语言规划学乃语言功能之学”在表述上并无任何不妥之处,但是,在语言学中“功能”是一个多义词,容易引发歧义。“语言功能”容易与“功能语言学”、“语法功能”等术语产生错误的联想,那可能会使人们对“语言规划学乃语言功能之学”产生误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可以尝试使用“语言公益”的表述,这有点儿类似“公共产品”这样的概念。在表义上,“公益”也许可以与“功能”相近,它在“语言学”中却可以减少一些误解。 “语言规划学”作为一个学科,重视“应用研究”自不待言,这种“应用研究”就是要关注“语言功能”或曰“语言公益”。“语言规划学”应该首先是一门应用学科,直接服务于国家的语言文字行政工作。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实为一种行政工作,但是,很少有人会把语言文字工作与国家行政联系在一起——这当然与当前的“语言规划学”尚不响亮、影响不大有关系。若要改变人们对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认识,那就需要建设“语言规划学”这个“新”名词,发展“语言规划学”这门新学科。 “语言规划学”还包括“基础研究”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只有、只要“应用研究”,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语言规划学”是一门“综合研究”。“语言规划学”的“基础研究”部分要首先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国别语言规划研究和中国语言规划史研究。目前,这两项基础工作都还尚未做完,更没有做好,这应该是我们未来几年的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内容。我们也可以定期举办类似“世界语言发展议程”这样的国际活动来促进“语言规划学”学科的发展,例如,每2年或3年举办一次世界语言大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能够做出相关计划、承诺,想必全球范围内应该也能够做出一个宏观的语言规划。如果有了这样的国际背景的推动,“中国语言规划学”的成立、独立、发展、完善当然也就容易了,这也可以促进、推动“语言规划学”的“基础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