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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创作:为文学提供另一种可能 其实,在文学创作中使用方言并非近年来才有的新现象。“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以方言进行的文学创作要比白话文学发达的多。”金宇澄说。 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中的吴侬软语,到老舍《正红旗下》的京腔京韵,再到沙汀《淘金记》里的川腔辣语……这些文学作品在使用方言进行表达的同时,字里行间保存了其时其地的风土人情,成为文学史上的佳作。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文化重心的北移,以普通话为载体的文化创作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主流。尽管《秦腔》《受活》等作品也曾因其中的方言色彩而为人称赞,但大多都局限于北方方言的范畴,南方方言化文学写作的成就屈指可数。 在这一背景下,《繁花》和《我们家》的创作是有益的尝试。金宇澄坦言创作《繁花》是在“寻求一种独特性”。而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赞誉《我们家》“为地域文学、四川地域文学,提供了一种可能”。 打破限制:在适度中促成理解和交流 “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这是一个世纪以前胡适对《海上花列传》的评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文学创作中的方言对于语言生动性的提升和地方特色的形成很有帮助,金宇澄的《繁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不过,令一些专业人士感到担心的是,方言性的写作会不会破坏作品的文学性。阿来就坦言“方言是一个壳子,它提供了一种表达可能,也造成了一种表达的限制”。 在张颐武看来,文学创作中方言的使用应当适度,不能妨碍阅读和理解。令他感到高兴的是,许多作家在文学创作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繁花》在方言的使用上就是适度和有节制的,因此读者并不会遇到太大的障碍。” 这也是金宇澄在创作时考虑的问题。在老上海眼中,《繁花》也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沪语写作,就连沪语中最基本的词汇“侬”“阿拉”和“唔”也被金宇澄舍弃掉了。“我对书中的沪语进行了改良,这个牺牲是非常大的,但同时《繁花》也有了更多的读者。”金宇澄说。 谈及方言化文学创作的未来,张颐武表示要在适度的基础上“对方言进行整体发掘和介绍,让人们充分了解其背后的多元文化”。 小说《繁花》的底页上刊印了诗人穆旦的一首诗,其中有一句“静静地,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韩永鹏很喜欢这句诗,也很赞同其中的观点:“我希望每个大的方言区都能够有更好的作品出现,让我们通过文字互相理解、互相交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