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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吴”出自吴地春秋时期的方言,正统文献多言“吴”而不言“句吴”,与吴国金文所见形成鲜明对比。在此之前,叶文宪、殷伟仁等学者将“句”理解作勾画,刘建国将“句”理解为句国。诸如此类的看法,正如倪文将“句”理解作“曲”一样,均为忽视古越语特点的望文生义。 “先吴”与“曲而从之”辨析 倪文表示,之所以将“句吴”之“句”理解为“曲”,主要源于他对《史记·吴太伯世家》的“文本细读”,由此引申出所谓“先吴”和“曲而从之”的理解。笔者对此试作辨析。 倪文认为,“句吴”之“吴”基于“先吴”,“先吴”在泰伯之前已存在;司马迁言“太伯之奔荆蛮”,而不言“泰伯之奔吴”,是因为他认为泰伯之前没有“吴”,这与事实不符。上述说法似有商讨空间。吴国君主系姬姓,属于周人支系,这一点殆无疑义。诸如《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以及鲁襄公、孔子、周敬王等人,均承认吴国王室为姬姓。1954年出土的宜侯夨簋,说明周王室确在吴地封建诸侯国。至于“吴”这一国号的来源,或以为吴国先祖受封于江南时始得此名号,或以为在陕西存在“西吴”,江南之“吴”系其分化,尚存较大争议。如果说吴国祖先到达江南之前已有“吴”,证据似乎更不充分。 倪文认为,环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等考古发现,说明“苏州一带‘先吴’文化远早于泰伯、仲雍,可以表征‘先吴’族群早已存在”。实际上,吴地的族群经历过较大变动,如良渚文化盛极而衰,此后宁镇地区的点将台文化、湖熟文化等依次登场。环太湖流域则有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等不断嬗替,与良渚文化没有直接关系。可以确定,吴国建国后,其主体民族与统治者迥异。按照《史记》说法,吴地土著是“荆蛮”。此外,曾昭燏、尹焕章指出,当地居民即蛮夷,卫聚贤以为是苗人,董楚平认为是淮夷,更多学者主张吴国的子民与越国同族。“荆蛮”之说近来得到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的支持,或许更近事实。所谓“先吴”纯粹出于想象,考古学、分子人类学等方面的线索对“先吴”的说法都是不利的。总之,说“先吴”在泰伯之前已存在,证据不充分,《史记》“太伯之奔荆蛮”的记载更严谨。 倪文认为,“所谓‘句吴’,在表示泰伯、仲雍对吴地族群‘曲而从之’(即归而改从当地氏族)意思的同时,还标明自己是非正宗‘吴人’”。但是,“句”不能理解作“曲”,吴国立国之前也无所谓“吴人”,“曲而从之”无从谈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