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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走的路更为极端。他觉得胡适还是改良主义,不如革命为好,于是抛出《文学革命论》。其中提出了三大主义:第一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第二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第三是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大主义自有其道理。文学承载着一种社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直到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文学。然而,文学有时候也是个人的,并且,越是个人的可能越是社会的,文学的形态颇为复杂,具有无限种可能性。陈独秀独断主义的口气在后来的文化里被放大,负面的效应也不可小视。 当时,呼应陈独秀的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钱玄同、朱希祖等都为之击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人也加入进来。钱玄同在《反对用典及其他》中说:“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至于近世《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直可为全篇不通。”朱希祖的观点比较平和,他认为白话文就像我们穿的普通大褂,文言文则是绫罗绸缎。刘半农也锋芒外露,批判当时的古体诗写作“已成假诗的世界”,类似的观点,在青年学子那里也被普遍认可。 有学者将五四以来的文学新风定位于“谈话风”的建立。其中胡适功莫大焉,他从《新青年》诸人那里看到美文内在的玄机,认为众人的笔触是心口如一的外现。“谈话风”并非一般口语的流泻,而是内在修养的自然表达。用张中行的话说,好的文章均非用力可为,聊天式的表达亲切而有内力。这样的文风,现在得之者亦不多。 遥想孔老夫子当年留下的文字,也是谈话的片断,那些精彩词句都非正襟危坐的产物,而是心性的自然流露。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是聊天,似乎漫无所致,但机智幽默,其智性岂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用的也是谈话体,本真,自然,深入浅出,阅之颇有意趣。 晚清是众声喧哗的时代。比如“新民体”,发表宏论,气势如虹,其佳处是有伟岸的力度在,但易流入浮华是自然的了。这类文章最漂亮者,属梁启超无疑。“新民体”后来被五四新风代替,仿佛没有多少过渡,一晃就过去了。我猜想,一是其衔接的还是道统,泛着历史的旧魂,与今人的生命感觉相去甚远;二是五四时期,六朝以来的文学溪流尚在,加之英法日诸国文章的辐射,遂有知识而含性灵,自我意识缓缓地流溢。这是更个人化的美文,已经从根本的层面脱离了梁启超的“道之文”的窠臼。白话文的胜利,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胜利。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如同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行走间已没了框子,松弛有度、急缓相间,歌之舞之而无禁区。那些文人自由谈吐,任意东西,语体散着古老的幽思和山林的气息,日常性与神秘性兼具,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过去了。老式的白话文都是市井里的风景,而新文化运动带来西洋的流彩,也唤回了远古的美的灵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