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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上述七种影响因素的五个层级排序,大体上能够体现语言接触过程中各影响因素对于“祖语特征保留”影响程度从强到弱的一般性总体排序。 不过,如果要具体回答清楚前面的几个为什么,上述的一般性排序还显粗略,因此,还有必要分别对各点的情况再进行具体分析对比。 以四个方言点为单位,将表3中“明代南京官话四项典型语言特征今仍保存痕迹”的差异情况分别与七种影响因素的重合度进行统计,并与以上四点综合统计出的一般性总体排序情况对比,结果如下表:  在表4基础上,我们又整理出了表5(见下页),以便清晰对比观察各方言点的异同。 根据表4、表5,就可以比较简明地回答前面的几个为什么了。 (1)遥远的海南崖城军话里明代南京官话的四项典型语言特征全都保存沿用,是因为第(一)至第(四)abc层级的影响因素在那里全部并列排第一,影响作用大,而又不存在第(五)层级“周边/邻近方言强势”的影响因素,因为崖城军话周边的迈话(粤方言)、海南话(闽方言)对于作为官话的军话并非强势方言。 (2)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四个方言点之所以知庄章声母“南京型”特点至今均留有痕迹,是由第(一)层级“语言特征相对隐性”的影响因素所决定的。  (3)同样是显性的声调特征,云南官话完全趋同于西南官话主流的调类调值,而天津话虽然是紧邻强势的北京话,但声调听起来与北京话迥异,这是因为第(二)层级“说话者别同心态”的影响因素对天津话起了作用,而它对云南官话没有影响。天津历史上经历过长达320年(1404-1725)的军事卫制,这在我国大都市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也形成了天津市民有意彰显“天津卫”的别同心态,而在云南,各民族都通用汉语官话,所以云南官话不存在“说话者别同心态”。 (4)同样处在西南官话的大环境中,云南官话随西南官话主流入声归阳平,而贵州屯堡话却依然保持中原官话清入、次浊入归阴平的特点,这是因为,与云南官话相比,贵州屯堡话多了第(二)层级“说话者别同心态”和第(四)a层级“同语群体内部通婚”的影响因素。贵州平坝县的屯堡人600年来一直生活在较封闭的环境中,始终坚守内部通婚的习俗,[5]35只是近些年一些外出的年轻人才不再守此习俗了。 (5)云南官话、海南崖城军话至今保存沿用“K+VP(没)?”反复问句型这一显性特征,是因为二者都有第(四)c层级“地理上独处一隅”的影响因素,而天津话、贵州屯堡话不具备这样的环境条件。 4 结语 语言接触研究是近年国内语言学界的热点之一,Matthews《语言接触与汉语》(2010)一文概述了中国境内关于汉语语言接触的七个焦点论题。[14]757然而,有关中国语言接触研究的理论方法的探讨始终显得比较薄弱。 本文选取同样源自明代南京官话的天津话、云南官话、贵州屯堡话、海南崖城军话,通过这四地官话方言是否保存沿用明代南京官话几项典型语言特征的差异对比,发现它们600年来各自不同的演变轨迹与相关影响因素的多少及其层级排序直接相关,并且这些因素及层级可用量化统计的方式和序列结果来予以解释。希望本文的研究在探索汉语方言接触的理论方法方面有一点新的突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