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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的认知基础 语言、概念系统与思维是同步发展的，这是语言认知的基础。在大脑发展其左右脑功能分工过程中，左脑具有的范畴化能力早期偏侧优势不仅形成了对语言的绝对控制，也逐渐形成了语言中的范畴（Brown 2007: 67；Hama & Borst 2011）。因此，大脑作为思维的机器，在语言的发展和概念形成以及概念化思维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Whorf & Carroll（1964:55）认为，语言不是心智、情感、或其他内在心理的经历，它只是外部世界的观察。语言不但促进经验的组织产生，也可以表达这些经历。但语言并不是简单表达这些经历的技巧或工具。从认知语言学的具身现实主义视角看，心智、意义都是具身体验，思想是最为广泛意义上的具身体验（Johnson & Lakoff 2002）。在认知体验世界的过程中，持续的感觉经历经过认知处理后得到合理的分类和组织，Whorf & Carroll（1964:55）把这种组织分类看作是语言的组织与分类，我们因此可以借助语言符号轻松表达一定的世界秩序、一定的板块划分，在更为通俗、更广泛和多种意义上，语言起着与科学一样的作用。 “认知是人类心智的基础，语言只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一种能力”（文旭 2014: iii），即语言是认知的一部分，也与认知同步发展，它“是人类最重要和最明显的认知技能”（Tomasello 2003: 323）。根据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婴儿在具有话语能力之前没有概念系统，只能依赖认知过程学习感知信息（Mandler 2012）。由于人的心智由语言塑造（Fox 2001），认知发展过程也是语言、概念、思想逐渐形成并且成熟的过程，完整语言体系形成后也具备了较为完整的概念体系和初步独立的思想意识，思维的语言是在表征外部世界过程中获得了意义，对一个实体的认知也从碎片似的零散辨识发展到思维中的一个概念实体。在经验现实中，感知、感觉和思维之间没有裂缝（Johnson & Rohrer 2007:19-22）。由于人的理解和思维都是社会化的，随着个体语言体系的成熟，思想体系也趋向成熟，对事物的判断更加基于认知分析，并且成为一种无意识习惯。 从社会认知研究方法视角看，人的语言发展受心智、身体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动态互动的驱使，本质上，人的认知状态，如个体特有的变量和心理表征，通过外部行为表现，这些行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语境中。语言在人与现实的互动中显露出社会工具的功能，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会以一种灵活、适应性工具功能发生变化。因此， Trofimovich & Turuševa（2015）把语言发展概念化为学习者在社会、认知学习环境中的一种渐进、互动顺应和调整。 2. 语言与民族国家身份 民族身份构建过程涉及诸多因素，社会机构如学校、文化机构、媒体等营造的公民文化氛围、意识形态结构、历史传统、跨文化交际等通过语言的使用表达概念与观念、组织活动、规范言行，这不仅建构民族身份，而且体现民族身份。语言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也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现实，它可以塑造一个民族，也在一个民族中反映出来，每一种语言都表达了语言使用者的个性特征，语言与民族意识具有不可分离性（Demont-Heinrich 2005）。 2.1 语言认知与个体民族身份习得 个体的民族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生活学习中经历和感知集体民族身份中包含的各种民族符号，从精神层面的语言文学、历史文化、音乐艺术、媒体节目、社会形态到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等都促使个体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与觉醒，对其民族身份的习得与意识产生持续的影响。在民族身份习得过程中，语言如何对集体民族身份中的概念化实体内容进行表征决定了以何种方式输入信息，个体就是在接受信息的内容和信息输入方式中习得自己的民族身份。根据社会化理论观点，所有知识都基于语言和语言表征，或者从更宽泛的角度看，基于符号系统（Fox 2001）。对于具体语言文化来讲，语言是其核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语言可以用来建构民族身份（Schiffman 1996:11）。 语言与认知能力的同步发展使学习者形成了相应的语言自我感，个体身份与所学的语言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即语言与身份的一体性。对于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来说，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也是身份确立的过程。Browm（2007:69）认为，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个体的身份就是在发出信息、得到反馈这样的交际过程中得到确定的。从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具身认知观看，心智和身体是不能分割的两个概念结构，是具身的，不是超凡的，它们组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不能脱离彼此而存在，身体的经历过程中会自然产生经验（Johnson & Lakoff 1999:96-97）。由于语言承载的概念和文化符号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身份与特征，因此，习得一门语言的同时也习得了语言承载的概念、价值观及其文化内容，具备了与集体民族身份相适应的语言文化身份。 个体身份的习得也是民族身份的习得。Bulck & Poecke（1996）认为，个体身份不是自动化产生的，它形成于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对比、辨识自己，从而形成个体身份。民族身份通过历史、文化、语言、政治等多种因素构建而成，它包括“单一种族或多种族群体中个体的各种情感、经历、行为的总和对其身份地位的建构及其与群体的关系”（Trofimovich & Turuševa 2015：缺页码）。对个体来说，民族身份形成是在包含这些因素的主观经历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融入自我情感认识、确定自己是某个群体的一部分。由于民族身份也并非与生俱来，民族符号、语言、语言表达的文化内容及传统、文学艺术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活动都是塑造个体民族身份的重要来源。在概念的表达和信息传送中，说话人总是从一定的视角出发描述所理解的事实，相同的信息可以是正面的、负面的或中性的语言表达。因此，语言如何描述这些知识与事件不但传递了叙事的视角，也会影响到受众以何种方式去观察和描述世界，相关概念在这些经历中逐渐固化，因此，Trofimovich & Turuševa（2015）认为，民族身份与语言在特定语言使用语境中相互包含与构建。同时，语言承载的民族特征也通过个体得到表征和传播。 由于个体习得语言的条件和文化环境不尽相同，个体身份可能是单一或双重的，也可能是多重的。一个从未学习过其他语言、也未曾踏出国门的中国人，个体身份是单一的中国人。而一个成年后移民澳洲、会讲中文和英文的中国汉族人，个体身份时而是中国人，时而是澳大利亚人。如果一个移居美国的中国苗族人会讲汉语、苗语和英语，个体身份更加多重化，可以是中国人、美国人、苗族人。苗族是族群认同，会伴随一生，中国人或美国人则是民族国家认同，会随着交际环境不同而转换。这些个体身份的习得是在语言文化习得过程中形成的内在身份。身份的外化取决于交际环境中的两个因素，一是身份自我认同，二是交际环境中自我和他人对其身份的共同认同。例如，中国移民在处理与美国政府部门相关的自己私人事务时，面对政府官员，他们的身份是美国人，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他们的身份是中国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