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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丰富了汉字的构造理论。从古到今，人们从理论上对汉字的构造作了许多探索，在《说文》中许慎提出“六书说”，后来又有了唐兰的“三书说”（象形、象意、形声）、陈梦家的“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裘锡圭的“三书说”（表音、假借、形声）等。佛经翻译与传播时创造出来的字绝大部分是可以用现有汉字理论解释的。根据“六书说”，佛经中新造的“凹”、“凸”、“伞”等为象形字，新造的“挊（弄）”、“甭（弃）”等为会意字，新造的“塔”、“魔”、“疱”、“炷”等为形声字。但是也有一些字无法用上述理论分析。佛典中有两声字，还有大量的类化字，这些字的结构独特，无法很好地用现有汉字构造理论解释，这将促使人们对汉字构造理论作进一步的思考，完善相关论述。 四、促进了汉字字样学的发展。一字多形现象在汉字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一个字有多个形体，哪个形体是常见的，哪个形体是标准的，哪个形体是后来新造的，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字样之学得以兴起，辨别字样的术语也逐渐丰富起来。《说文》用“正”、“或体”、“古文”、“籀文”、“俗”等来辨别字样。《玉篇》用“正作”、“俗作”、“或作”、“亦作”、“古文”、“籀文”等辨别字样。到了隋唐，出现了颜师古《字样》、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等专门辨别汉字字体的字样学著作。这些著作对规范定形字体，促进文字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说：“由中国文字学的历史来看，《说文》《字林》以后，可以分成五大派：俗文字学、字样学、《说文》学、古文字学、六书学。前两派属于近代文字学，后三派属于古文字学，在文字学里都是不可少的。”与古文字学、《说文》学、俗文字学、六书学等相比较，字样学的研究相对滞后。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产生了大量新的汉字形体，一字多样、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现象十分普遍，这从客观上促进了字样学的发展，同时也为字样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中有大量辨别字样的术语，到了辽代行均《龙龛手镜》，字样的辨别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龙龛手镜》辨别字样的术语十分繁杂，有正字、俗字、通字、或体、今字、误字、讹字、变体、俗通字、省字、今通字、籀文、古文等，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哪本字韵中辨别字样的术语比它收录得多。弄清这些术语的内涵，可探查当时的正字观，对当下汉字的整理与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佛经的翻译与传抄极大地促进了汉字的发展，汉字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在类型、构造上日益丰富。汉字的这些变化直接推动了中国古代辞书的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字学的内涵，为当今汉字的溯源、整理与研究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语料和值得借鉴的内容。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汉文佛典文字汇编、考释及研究”首席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