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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产生了大量新的汉字形体，一字多样、一字多形、多字同形现象十分普遍，这从客观上促进了字样学的发展，同时也为字样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西汉末年，佛教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其中包括对汉语、汉字的影响。佛教的传播离不开佛经的翻译，而佛经的翻译在当时得到了高度重视。 据唐代智升《开元释教录》所载，自后汉孝明皇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至大唐神武皇帝开元十八年（730），凡664年，所译各类佛教典籍总计2278部、7046卷。佛教的传播同样离不开佛经的传抄。佛经一经译出即辗转传抄，广为流布。人们把翻译出来的佛经写在纸上、刻在石上，以此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由于抄写的佛经数量众多，加之当时使用汉字缺乏统一规范，篆、隶、行、草、楷各种字体交杂使用，人们抄写出来的佛经字体风格各异，讹字、俗字、别字众多。许多佛经经过不同时期不同人用不同的方式传抄后，变得面目迥然、异文林立。但这些变化与差异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汉字的存在形态与使用面貌，对汉字研究具有极高的价值。正如佛教的传入为中华文明增添了新的元素一样，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也为汉字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元素，影响深远，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致使汉字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据统计，《说文》收字9353个，《字林》收字12824个，《原本玉篇》收字16917个，《龙龛手镜》收字26430个，《宋本玉篇》收字22726个，《广韵》收字26194个，《类篇》收字31319个，《集韵》收字53525个，《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收字35189个，《字汇》收字33179个，《字汇补》收字12371个，《正字通》收字33549个，《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中国古代字韵书不断在增加字，这些新增的字从哪里来呢？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汉文佛典。从《说文》到《原本玉篇》，汉字增加了近8000个；从《原本玉篇》到《龙龛手镜》，汉字增加了近1万个；从《龙龛手镜》到《集韵》，汉字增加了2.7万个；从《集韵》到《康熙字典》，没有增加，还减少了一些。这表明，古代字韵书中汉字数量的增加主要集中在东汉末年至宋代。我们知道，从东汉末年至宋代是佛教文献翻译传抄十分频繁的时期，字韵书恰好在这一段时期增字较多，从《字林》12824个到《集韵》53525个，增加的字多达4万个。此后，到清代《康熙字典》，字书中的汉字数量反倒没有增加。东汉末年至宋代，佛经的翻译与传抄产生了大量的字，这些字不断被字韵书收录，从而使得字韵书的字数大增。如“伞”、“咒”、“萨”、“塔”、“魔”、“柺”、“僧”、“唵”、“吽”、“伽”、“梵”等字都是在翻译或传抄佛经时创造的，后为字书收录。宋代之后，佛经的翻译基本停滞，佛经的传抄也不盛行了，加之印刷术的发展，刻本文献增多，写本文献减少，汉字的数量也就没有大的变化了。可以这么说，佛经的翻译与传抄，改变了汉字数量在上古时期形成的基本格局，使得汉字在中古及近代前期在数量上有了飞跃式发展，奠定了后世汉字在数量上的新格局。 二、致使汉字的类型更加多样。汉字的类型可以从多个角度归纳。从汉字的使用角度看，佛经翻译与传抄致使汉字的类型丰富多样，不仅有一般意义上新造的汉字，如“凹”、“凸”、“寨”、“痶”等，也有为了对音梵文、巴利文等新造的一般译音字、特殊译音字、咒语字、真言字、切身字，如“嘛”、“唎”、“呢”、“袈”、“裟”等。在汉字发展史上，大规模地出现译音字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而“切身字”、“真言字”、“咒语字”则是翻译佛经时的独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