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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的感知和联想方式总是倾向于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好的认知效果,这也就是最佳关联,这种人脑关联思维方式反映到语言中,就能使人们很轻松地激活句义,像提到“娶”类动词,人们总是在感知中优先激活相关认知心理框架的基础要素,从而形成“小伙娶姑娘”这样的典型句式。当然,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人类思维是非常活跃的,大脑经常会以感知和联想的方式,使某个认知心理框架中的一些要素进一步激活,套接其他概念域的概念要素,使得句式由简洁变为繁复,有些句式的形成甚至还会偏离理想化认知模式的心理框架,句中动词的本义与句式意义之间同时也会出现偏离现象。比如“前年在上海小伙高高兴兴通过婚介公司的牵线搭桥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这个句子,它不仅在“结婚”典型句式上增添了时间、地点、方式等不少背景信息。而且像句中的“高高兴兴”、“如花似玉”就是对“结婚”概念域要素M和F外的另一种概念域的关联,表示人物的状态和容貌。某些概念要素经过激活扩散至新的概念域,甚至可以产生其他句式,像“娶”类动词除了可以激活“结婚”概念域中的M、F以及相关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而且还可以激活扩散至与之相关的“致使”概念域形成致使句式,例如“一句玩笑使小伙娶了姑娘”就是致使句,其中的“一句玩笑”是致使原因,“小伙”是致使对象,“娶了姑娘”是致使结果。 在了解了句义实现的认知心理基础以后,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现代汉语显性二解歧义句的性质是怎样的。以往人们常常提到的由句法层次不同而致歧的歧义句,其实是最典型的显性二解歧义句。从联结主义模式看,这类二解歧义句是人们根据语境的变化,激活不同概念域而形成的两种意义互不关联的句式。虽然在这两类句式中有着共同的语言结构形式,但它们在不同概念域制导下形成的各自认知心理框架中担任着不同的语义角色,起着不同的表达作用。比如“他们发现了敌人的哨兵”和“他是发现了敌人的哨兵”这两个句子,第一句是激活“发现”概念域而形成的句子,其构句的认知心理框架以发现者为视点,表示“发现者发现某物”,其构架要素是:发现者、发现、发现物;第二句是激活“判断”概念域而形成的句子,其构句的认知心理框架是以判断关系的起方为视点,表示事物之间的关系判断,其构架要素是:关系起方、关系判断、关系止方。这两个句子中的共同语言结构成分“发现敌人的哨兵”,处于两个不同认知心理框架中,分别代表不同的构架要素,在各自的句式表达中所起的意义也迥然不同,构架一中的“发现”为发现概念域中的动作,“敌人的哨兵”为“发现物”,是动作的受事,其间的句法关系是动宾结构,该动宾结构在全句作谓语;构架二中的“发现了敌人的哨兵”,整体为判断概念域中的关系止方,是句中动词“是”的止事,其间的句法关系是定心结构,“发现了敌人”为修饰语,“哨兵”为中心语,该定心结构在全句中作宾语。具体分析可参看下图所示:  像“鸡不吃了”、“反对的是他”等典型歧义结构,同样也属于此类显性二解歧义句,它们也可置于不同概念域制导下的不同的心理框架来进行解析。 显性二解歧义句还包括一些人们常说的由语义关系不同而致歧的歧义句,这类歧义句是由跨概念域而形成的,即通过一定的认知心理框架,把某个概念域中的概念要素激活、扩散至新的概念域中的一些概念要素而构建形成的。比如“那是女子理发店”这个句子,其中“女子理发店”从句法形式上只是一个定心结构,但它们在句子和篇章表达中会因不同心理框架的制约产生两种句义:一是“这是为女子理发的理发店”,二是“这是理发员都为女子的理发店”。从整个句式看,这两种句义都处于“理发”的概念域中,其基本概念要素是理发员、理发、理发对象,然而根据交际者的表达需要,每个概念要素可以在心理框架的制约下进一步激活和扩散,当人们从“理发对象”上激活它所具有的性质义,扩散至一个新的判断概念域(“理发对象是女子”)中,“那是女子理发店”就具有了第一种句义;当人们从“理发员”上激活它所具有的性质义,从而扩散至另一个判断概念域(“理发员是女子”)中,“那是女子理发店”就具有了第二种句义。由此可见,认知心理框架决定着人们头脑中所激活的概念要素不仅可以是跨概念域的,且联结方式各有特色。同时,当某种联结方式使用频率高、符合人们的典型思维模式时,就常会被人们优先激活,像“那是女子理发店”这个句子的第一种句义,总是比第二种句义先激活,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理发”概念域中还是以考虑理发对象为主的。另外,在基本概念域的概念要素上再次套接新的概念要素往往由定心结构来表示,像人们常提到的“诗人的风度”、“母亲的回忆”等典型歧义结构,也属于这类显性二解歧义句。 总之,无论是句法层次不同还是语义不同而致歧的显性二解歧义句,都是由句中某一语言结构跨概念域激活扩散而形成的,只是其概念域间有些近似平行关系,有些近似相邻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