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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黄衍的解决方案 黄衍(Y.Huang,1991:326)采用 Levinson (1987a,1991)的新格莱斯(neo-Gricean)语用学理论框架,分析了如下两个主从句之间的回指关系。  他将a句中的“Ø”和b句中的“他”与“老李”之间最可能的同指关系,归因于a和b中两小句之间密切的因果语义关系。他认为,根据 Levinson (1987b),这一语义关系“倾向于产生‘与前一小句相同的施事/受事’效应”。这有些道理。 但是,他的解决方案同样存在两个主要局限性:1)对因果类主从句之间回指关系的阐释仅依赖于语义关系的分析,没有分析结构与回指关系之间的联系;2)似乎排斥了因果类主从句之间相关名词短语会出现异指的可能性。比如在(7)中, (7)(语境:一群彼此都很熟悉的老年人在小区打太极拳,老张是老李的丈夫。下面是其中的A与B之间的对话: )  a、b两句中的零形代词“Ø”和代词“他”都倾向于回指A的问句中的“老张”,而不是原因从句中的“老李”。也就是说,两句中“Ø”和“他”都与“老张”异指。而根据黄衍的解决方案,由于这两句主从句之间同样存在着密切的因果语义关系,因此也应该同样“倾向于产生‘与前一小句相同的施事/受事’效应”,即与前一小句中“老张”同指。 3.4我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Xu(1995)和许余龙(2003)中,提出了一个以话题(主题)性和可及性为基本概念的解决方案。我们研究的问题涉及如下两个关键变量:1)语义关系,即主从句中话题/主语位置上的两个名词短语NP1与NP2之间的回指关系,可选值为同指(Conjoint in reference,简称C)或异指(Disjoint in reference,简称D);2)结构特征,即NP1在连词(CONJ)的前后位置,可选值为在后面(After,简称A)或在前面(Before,简称B)。两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形成如下四种指称结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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