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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文化思潮，不管它本身多么激进偏激，只要有东西制约它，就不可怕。“五四”时期钱玄同废除汉字、推行世界语的主张当然很激进，但《新青年》内部就不同意，陈独秀就写了编者按语表示对这种主张有保留。鲁迅也嘲讽钱玄同“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后来还嘲讽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文革”中造反派们推行第三批简化汉字，连“雕”字都要简化成“刁”字，王力先生发言反对，说“要是我敢把‘毛主席雕像’写成‘毛主席刁像’，我岂不成了反革命？”造反派也只好改回来。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不同思想见解能够并存、相互匡正、相互制约的机制，文化生态要平衡，要建立这种平衡机制。所谓汉字难学只是一个问题一种看法而不是定论，即使真地难学也有汉语本身问题和汉语教学方法不当两种可能。实际上汉语难学并不是汉字固有的属性，而是教学方法问题。如果深入遵循汉字的内在联系和外部各种联系的固有规律，遵循人类的认识特点，就可化难为易，提高汉语学习效率。如果方法不当，就会化易为难。当代盛行的“汉字难学”论，一方面是一些人在认识中人为地放大了它；另一方面，则是人为地加剧了它：西方现代语言学和教育学在中国的语言学界和教育界占了统治地位之后，国人抛弃了传统的汉字观与有效的汉语教学方法，把汉字仅仅看作记录语言的工具，采用了西方的以文字教学服从语言教学的随文识字教学等所谓现代科学的方法之后，才使汉字教学日益艰难，才把认识2000左右常用字的时间，从原来的一年左右，拉长到现在的6年左右（以上部分内容引自网上）。 文字改革派在中国很快地掌握了话语权，权力为推行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支持，其错误不仅没有批判制约力量而且得到了发展。但是事物发展自有其规律。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凡是有理有效有利的东西，推行就较快效果也较好（如拼音方案），反之则反之。然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很容易走向反面。马克思指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真理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马恩全集第一卷第八页），真理强行推广也会走向反面，更何况许多并没有掌握真理的人强行推行呢！科学与民主一家，谬误与霸道同在。文字改革者的错误，根本的还不在于他们没有发现汉语好学的方法，而在于他们强行推广他们那一套，他们系统地形成和宣传“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拼优越论”、“幼儿识字有害论”等，坚持分散识字方法，把汉字变成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并且反对和压制任何不同意见。“汉语难学”、“汉字落后”是他们改革的原因后来成了他们改革的目的：只有他们使汉字难学的方法是“科学”的，任何讲汉字优长使汉字好学的都是“伪科学”！这是什么心态什么理论？这不只没有使汉字好学，更对中华文字文化和文明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岂止是个学术问题！说真的，祖先给我们创设了汉字，最后让人认识三两千字就基本够用这是何等智慧和难得，后人不研究如何尽快地掌握运用它却一味埋怨祖宗批判和折腾汉字，这真是太不应该了，醒醒吧专家们！ 集中识字识词识名句，汉语不再难学难写难理解 我们探讨和研究问题，不是与谁过不去，而是为了掌握汉字本质，发扬汉字优长，使汉语成为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还文化于人民，让中国文字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走向世界。为此我不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个人私利永远不能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知道了汉字改革者的错误，也就明确了什么是正确的。我不仅仅是从感情而是从理性上说，汉字是先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世界上最好学好教的语言。中国自古就有集中识字，韵语成篇，先认后写的识字传统，我在综合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解决了汉字的难认难写难理解问题，使得任何人学习中华文字、文化、文明都是很方便的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