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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国难当头，亡国无日。一大批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爱国心，寻找着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他们找到了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找到了孔孟之道，也找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汉字。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即汉字)为谐声(即拼音文字)” ，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他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在里面，”“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 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欲使中国人智识长进，头脑清楚，非将汉字根本打倒不可。”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钱玄同还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的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意，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非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说：“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的，其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胡愈之主张大写别字，他认为，写别字“就可以打破望文生义的习惯，而且别字可以自由地写，……别字写成习惯以后，每一个字只代表声音，并不能代表一个意义，到那时，取消方块字，改用拉丁文，自然不成问题。”吴稚晖在“新世纪”第40号上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胡适和陈独秀在钱、吴的文章发表后，立刻表示赞同。陈独秀说：“...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汉字拉丁化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从二十世纪初就从政治上将汉字定性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吴玉章等人参加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指导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第一条原则称：“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转引自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一版，第58页)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废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陈独秀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陈独秀只是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萧楚女说：“中国文化只有小脚和辫子”，“除了小脚和辫子之外，还有什么是东方文明——中国文明——所特有的？还有什么是东方先哲的哲学之特质？”胡适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中国人“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是“又蠢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 “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具有中华民族骨气的老一辈的科学工作者认为， “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工具之一”（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中国语文学界的“大师”和“宗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国际舆论相呼应，认为“电子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汉字行将就木”。吕叔湘先生于1983年3月6日重申他过去的、一贯的关于汉字落后论和汉字拉丁化优越论的主张。他说：“拼音文字能机械化，汉字不能机械化”（《吕叔湘文集》第四卷91页）；“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这是现代化的两个方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116页）；汉字书法“这一项艺术注定了要衰落”，汉字“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其实是明朝后期才有的)，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時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113页）。他的结论就是汉字不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参见《吕叔湘文集》第四卷134—138页）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1980年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一期，第71页）与汉字“行将就木”论相配合，另一方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叶籁士和秘书长倪海曙则与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和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规定《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拼音文字的原则唱反调，大造《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拼音文字”（参见《语文现代化》1981年第五期，第62页、第89页）的舆论，急切地为“汉语拼音文字”“助产”。（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态度则要审慎的多。虽然他起初也赞同钱玄同的主张，并于1927-1928年间撰写过《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但是，他对于汉字不曾采取过憎恨和破坏性的态度。从1910年他发表《说文引申义考》起，他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汉字的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态度，他的工作是对汉字的维护。《小学识字教本》的撰写，更加表明了他对汉字的最终态度。他不是积极地为汉字的消亡去积极努力，而是认真地研究汉字的规律，研究汉字的科学教学方法。这是在维护汉字，发展汉字，推广汉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