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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装甲兵工程学院哲学教授，在这学风腐败人心浮躁的年代，自信没有太虚度光阴，近年来致力于创新理论和理论创新研究，形成了革哲学的命，革教育的命，学习革命，识字革命和创新思维等方面的成果和方法。我最有价值的是革哲学和教育命的思想，最可操作的是张广照新汉语（全称是张广照新汉语六维——识写听说录用——学习法），《爱我中华识字歌》是对传统识字理论、方法、教材、教具等方面的革命性改变。我编写的2600多字的《爱我中华识字歌》，包括了2500多个最常用汉字，以及由这些字相互组成的近四万个词和三千多条名句，五六岁的中国孩子在一学期的时间内（100多个课时）就能认识，这超过了小学六年的识字量和大学阶段的词汇量，使学生从中华文字到中华文化到中华文明受到薰陶和影响。已经实验证实。这更适用于外国人学汉语。外国成年人半年内保证过了识写听说录用关，一年内则精通汉语，对中国的文字文化文明有深刻的理解。 我通过理论研究和教学教学实践，对汉字，我有一种解码的感觉。而研究和译解汉字密码，使得汉字成为世界上最好学的文字，这就像袁隆平改变水稻基因增产粮食那样，其意义是巨大的。而先前汉语之所以被搞成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难写的文字，不是汉语本身而是汉语教学方法不当造成的。 文字改革总评价 改革中国文字曾经是一个很响亮的口号，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名称也曾存在了很多年，如今主流派语言文字学家差不多都是改革派们的传人。文字改革委员会多年前就换了牌子改称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了，曾经作为改革方向和目标的废除汉字，汉语走拼音化道路的事情也被无限期地推迟了。然而为什么不再这样提这样做，先前到底对在何处抑或错在哪里，并没有谁出来给个说法或者进行讨论，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国人并不进行或者不允许进行深入研究和学理探讨，而汉字难学的问题更没有很好地解决。无可否认的是，人们汉语水平日见退化，汉语在外（英）语面前节节败退。有必要从根本上反思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字改革，评说其是非功过，推进汉语学习。 我的研究证明，最早的汉字改革者初衷是让汉字更容易学习，这个值得肯定，也有所建功。但其方向和方法则是错误的。至于后来的众多改革者，则像世界上许多改革者一样，只是为改革而改革，为自己的虚名实利而改革，早就走向反面成为改革和进步的阻碍者。他们始终认为汉字难学的原因在于汉字而不是汉字学习方法所以才致力于改革汉字，而这种认定错误的，但他们百多年来“一条道走到黑”，这就决定了他们成果的有限程度和最终的失败命运。他们最大的成功是在一个重要的细枝末节问题——创制拼音、推广普通话——上取得了胜利，他们做了一件至今毁誉参半今后也很难说的工作是简化汉字，至于一些人还在（想）走什么取消汉字用拼音，什么一语双文这种不得人心大谬不然自说自话的死路一条，则是“自古君王不认错”的私利至上，连其动机都值得我们怀疑的了。这种观点取得霸权、获得垄断后更必然造成严重后果。 早期文字改革者对汉语的诅咒 与历史上的文字改革不同，近代汉字改革有着强烈的政治背景，是对中国落后挨打民族生存危机的反思和反应。汉字难学，汉字落后，中国落后三者似乎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与此对应，拼音先进，拼音好学，西方强盛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似乎也是不言而喻的。看看早期文字改革者对汉语的诅咒，简直不能相信出自中国人之口，出自学者之口。这里略引一二，证我非诬。 一百年前，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国难当头，亡国无日。一大批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爱国心，寻找着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他们找到了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找到了孔孟之道，也找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载体---汉字。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即汉字)为谐声(即拼音文字)” ，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 “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钱玄同希望中国能废除汉字，因为“处处都足以证明（汉字）这个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钱玄同还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的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意，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非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吴稚晖在“新世纪”第40号上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胡适和陈独秀在钱、吴的文章发表后，立刻表示赞同。陈独秀说：“...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 汉字拉丁化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从二十世纪初就从政治上将汉字定性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1931年9月26日在海参崴召开的，吴玉章等人参加的中国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这一指导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其第一条原则称：“大会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应现在的时代。”(转引自吴玉章：《文字改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一版，第58页)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瞿秋白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瞿秋白文集二卷六九○页。）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标签的抽水马桶，代表先进文明。鲁迅认为“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全集六卷一六○页）他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废除汉字，“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这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陈独秀与胡适也主张废除汉字，只是态度稍显温和一些，认为一切都得慢慢来，胡适说：“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需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胡适持此主张，虽是权宜之计，但他的白话文运动让汉字这个“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具有中华民族骨气的老一辈的科学工作者认为， “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民众工具之一”（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汉字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和规则》第一条）。中国语文学界的“大师”和“宗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国际舆论相呼应，认为“电子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汉字行将就木”。吕叔湘先生于1983年3月6日重申他过去的、一贯的关于汉字落后论和汉字拉丁化优越论的主张。他说：“拼音文字能机械化，汉字不能机械化”（《吕叔湘文集》第四卷91页）；“汉字加文言，配合封建社会加官僚政治，拼音加语体文配合工业化社会加民主政治——这是现代化的两个方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116页）；汉字书法“这一项艺术注定了要衰落”，汉字“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其实是明朝后期才有的)，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時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吕叔湘文集》第四卷113页）。他的结论就是汉字不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参见《吕叔湘文集》第四卷134—138页）中国汉字拉丁化的权威刊物《语文现代化》丛刊1980年第一期宣告：“方块汉字在电子计算机上遇到的困难，好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衰老病人”，“历史将证明：电子计算机是方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语文现代化》1980年第一期，第71页）与汉字“行将就木”论相配合，另一方面，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叶籁士和秘书长倪海曙则与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和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规定《汉语拼音方案》不是拼音文字的原则唱反调，大造《汉语拼音方案》就是“拼音文字”（参见《语文现代化》1981年第五期，第62页、第89页）的舆论，急切地为“汉语拼音文字”“助产”。 文字改革者的错误何在 文字改革者的出发点是要变汉字的难学为好学，让人们更好地掌握汉字。但是汉字难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定论，即使真地难学也有汉字不好或汉字教学方法不好两种可能，而汉字改革者认定是汉语的问题汉字本身是落后的。他们的错误有四：一是认定问题出在汉字上是他们根本性的错误，二是随之而来对汉语的批判和对拼音文字的赞美也是错误的，三是他们的种种“改革” （除拼音注音外）也都是错误的失败的，而坚持错误和以权谋私则是错上加错。 关于汉字是否难学拼音文字是否好学。这似乎是一个多年争论不休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什么叫“好学”。学习是一种思维活动，而意识的本质是人脑反映客观事物。文字是人必须掌握的工具，首先要看人是否能方便地掌握它，不能先看是否好念好写好输入，而要先看是否方便辨认，我把它叫做好输入人脑，这才是第一位的。如果两者统一当然最好，不能统一那要区分轻重缓急，不能本末倒置。方便输入人脑它就是好的，不好念不好写不好输入机器的问题要么不存在，要么不难解决；反过来，即使它好念好写好输入，也不能说它好学—用阿拉伯数字代替汉字好写好念好输入，但是却不好记忆就是证明。学习固然是耳目口手脑五官并用，但根本的还是头脑。大脑是人的神经中枢，指挥人的一切精神活动，说话用口，听话用耳，看字用眼，写字用手，但五官都受大脑指挥，大脑最精密最伟大最重要，有脑无其他是个残疾人但可以学习，然而有其他而无脑是个植物人则无法学习，英国科学家霍金只有大脑，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财富与其说是双手不如说是大脑创造的。如果只是从模仿的意义上说，人能重复和写出任何自己不懂的文字，但这都不是识字，只有大脑真正理解了的语言和文字我们才说人是会说话会写字了。即使对于本民族语言，也是会说会听不算有文化，会识会写才叫有文化，而这就是一个输入人脑的过程。理论和实和践都可以证明汉字并不难认，拼音文字也不好学（认），中国人学习外语并不轻松，用拼音文字的国家中文盲同样很多就是证明。至于说语言与发明创新有直接关系，汉字妨碍中国人发明创新，这更是一个伪问题。而汉字是否与计算机相容，这更不是一个问题。现在的文字改革者仍然不知、不讲汉字便于辨认而是刻意从机器输入从书写从读音方面来贬低汉字，对外语则是相反。我这里只对汉字改革者的拼音方案、汉字简化和拼音化这三项成果或主张略予评论。 用拼音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成绩。但也到此为止。而简化汉字只是减少了笔画，是在不了解和不尊重汉字规律的情况下进行的，因而意义不是太大而副作用却是不少，使一些字失去了它的意义，增加了一些人的识字量，更不利于全世界华人的文化认同。这事毁誉参半多说无益。至于想用拼音代替汉字或者什么一语双文，分词连写……更是根本行不通的。与其辛辛苦苦地新创一种文字，不如直接废除汉字使用英法德俄西等任一文字。文字改革者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他们只是为改革而改革，为维护自己的名利而改革。 任何文化思潮，不管它本身多么激进偏激，只要有东西制约它，就不可怕。“五四”时期钱玄同废除汉字、推行世界语的主张当然很激进，但《新青年》内部就不同意，陈独秀就写了编者按语表示对这种主张有保留。鲁迅也嘲讽钱玄同“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后来还嘲讽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文革”中造反派们推行第三批简化汉字，连“雕”字都要简化成“刁”字，王力先生发言反对，说“要是我敢把‘毛主席雕像’写成‘毛主席刁像’，我岂不成了反革命？”造反派也只好改回来。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不同思想见解能够并存、相互匡正、相互制约的机制，文化生态要平衡，要建立这种平衡机制（以上部分内容引自网上）。 文字改革派在中国很快地掌握了话语权，权力为推行他们的主张提供了支持，其错误不仅没有批判制约力量而且得到了发展。但是事物发展自有其规律。同一切事物的发展一样，凡是有理有效有利的东西，推行就较快效果也较好（如拼音方案），反之则反之。然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很容易走向反面。马克思指出，“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真理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马恩全集第一卷第八页），真理强行推广也会走向反面，更何况许多并没有掌握真理的人对于自己的货色的强行推行呢！科学与民主一家，谬误与霸道同在。文字改革者的错误，根本的还不在于他们没有发现汉语好学的方法，而在于他们强行推广他们那一套，他们系统地形成和宣传“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拼优越论”、“幼儿识字有害论”等，坚持分散识字方法，把汉字变成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并且反对和压制任何不同意见。他们“科学”的方法使汉字难学，而任何讲汉字优长使汉字好学的都是“伪科学”！这是什么心态哪国的理论？这不只没有使汉字好学，更给中华文字文化和文明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岂止是个学术问题！醒醒吧专家们！ 集中识字识词识名句，汉语不再难学难写难理解 我们探讨和研究问题，不是与谁过不去或者过得去，而是为了掌握汉字本质，发扬汉字优长，使汉语成为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还文化于人民，让中国文字中华文化和中国文明走向世界。为此我不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个人私利永远不能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我不仅仅是从感情而是从理性上说，汉字是先民的伟大创造，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最丰富最优秀最简洁最特殊的文字（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好学的语言。中国自古就有集中识字，韵语成篇，先认后写的识字传统，我在综合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解决了汉字的难认难写难理解问题，使得任何人学习中华文字、文化、文明都是很方便的事情。（0819zhang@163.com,010--667184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