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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38c)不同的是,(39b)的不可接受还受制于“一个人一般不会骂老师”这一语用认知因素[10]。类似的情况再如(40-41)(张伯江 1994: 73):  张伯江(1994:73)曾指出在普通话中越是那些不容易理解为领有者的对象,越容易进入这类句式。这就是说(40-41)各自所呈现出的不对称同样都是由语用认知因素导致的。 综上可知,(39b、40b、41b)跟(1)在句法上并无差别,都是同一类型的句子,它们的不可接受源自语义、语用与认知心理等非形式语法的外部因素。这一句式在普通话内部所呈现出的上述差异都是由非形式语法的原因造成的。同样,上面提到的邵东话的内部不对称(如(17-18))应该也是由非形式语法的原因造成的。类似情况的方言再如日照话、绍兴话、东莞话、佛山话等,也就是说,受到语用表达习惯与认知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在这些方言中,名词中心语表“角色”的领属性名词短语在这一句式中的出现频率都比较低[11]。 (三)在汉语方言中的不对称分布。邓思颖(2009:241)敏锐地观察到在南方的某些方言中不存在“他的老师当得好”这类表达,例如:  怎么解释呢?我们认为造成这类句式在汉语方言中不对称分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是由某单一因素所决定的。下面我们以温州话为例说明。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温州话的状态补语中没有结构助词“得”。潘悟云(1997:72)指出在温州话中结构助词“得”后面的形容词补语只能是可能补语,如:  而状态补语是直接跟在动词之后的,而且后头一般带有程度补语“险”字(潘悟云 1997: 73),如:  游汝杰(1997: 76)则指出,“普通话的补语标志‘得’和‘个’温州话不用”,而有些趋向动词可以引出其补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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