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福柯的“权力系谱学”与后现代文论的政治转向 如前所述，文化/文学与权力是后现代文论思潮的核心主题，后现代理论家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知识”与“权力”是捆绑在一起的。而明确地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的理论家就是福柯，他指出：“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是能够发现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但是，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时，我相信这一切都与权力的机制有关——这种权力的机制分析对象（社会、人、及其他），把它作为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提出来，所以人文科学是伴随着权力的机制一道产生的。”[16]31 福柯的权力观具有鲜明的后现代特色，根据马克·吉布森的梳理，可以细分为五个论点：第一，权力不是一种真实的实体，而是一种势力关系，它会随着新型关系的形成而不断变化。第二，权力是一种“机制”或者“技术”。对权力的分析不应该是纯理论的，而要落实到具体的、技术的层面。第三，权力是微型化了的，弥散于日常生活之中，甚至独立于国家宏观政治。第四，权力根本没有一个单一的形式。第五，权力是内在的，存在于知识关系、性关系等关系网络之中，权力尤其与知识结伴而生。[4]28 晚期福柯曾将系谱学分为知识系谱学、权力系谱学和道德系谱学三个部分，其中，权力系谱学就是要研究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所谓系谱学研究，根本不是把权力当成某种可以独立存在的实体，也不打算探究权力的终极基础和始因，而是要把知识当成权力运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策略因素，深入揭示并解构各种科学话语或知识论述与权力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勾结的关系。”[14]147具体而言，福柯的“权力系谱学”主要包括这样层内涵：（1）权力与话语。系谱学要考察的不是话语规则本身，而是“话语构成”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哈贝马斯即指出：“系谱学研究的是：话语是如何形成的，话语为何会出现，又为何会消失，为此，系谱学一直在寻找随着历史而不断变化的有效性条件发生的制度根源。”[17]262（2）权力与知识。权力与知识达成共谋关系，“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8]29（3）权力与主体。主体就不再是文艺复兴运动树立起来的战胜了“神”的人类主体，康德确立的能够为自然立法的先验主体，浪漫主义运动鼓吹的狂飘突进式的“天才”，乃至海德格尔和萨特设定的“存在先于本质”的生存论主体，而是权力造就的结果，“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16]19保罗·博维强调说：“在尼采以后的系谱学著作中，‘主体’始终是一个符号，代表可以从系谱学角度加以分析的一种力量、话语、利益和体制结构。”[19]33（4）权力与身体。“系谱学作为来源分析，因此而着眼于身体和历史的衔接处。它的任务是要去揭示总是刻着历史印记的身体和历史破坏身体的过程。”[20]148身体成为揭密权力与知识共谋关系的最佳观察点，成为一种身体的“政治解剖学”。（5）权力与性。福柯指出，“性”（sexuality）是近代西方话语实践的产物，是规训技术制造出来的，因此，他更加关注“权力是在什么形式下，通过什么渠道、顺着什么话语最终渗透到最微妙和最个体化的行为中去”等问题。[15]10 总之，系谱学视域中的话语、知识、真理、身体以及性无不与权力产生纠葛，而福柯的“权力”观也只是他的“政治”观，如其所言，“在一定社会内的一系列势力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如果说‘一切都是政治的’，就是强调这种势力关系的无所不在，以及为政治领域所固有”。[16]178这种扩展了的“政治”概念对后现代文论的政治转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譬如，受权力系谱学的启发，新历史主义将文学文本作为政治行为和历史事件来把握，文学作品和文学史被视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和文化差异的场所。女性主义文论也越来越不满足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二元论框架，在她们看来，经济决定论视野下劳方/资方的划分会使女性问题边缘化，[21]24而福柯的权力系谱学有助于她们深入到社会和文化的微观层面，在权力与知识的共谋关系中，在权力斗争的毛细血管中去解析父权的压迫机制，并寻求解脱之道。在后殖民主义文论中，权力系谱学对萨义德的影响则最为直接，正如丹尼斯·波特所说，“萨义德的著作具有系谱学的特点：划出一个探索的领域，以便暴露知识和权力之间、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多种隐蔽关系。”[22]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