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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评价鲍照的“急以怨” 关于鲍照的“急以怨”，曹道衡先生认为鲍照诗文风格主要来自于《楚辞》与汉赋，有的学者则认为受建安文学影响为主。其实，从全面角度来看，鲍照之所以成为一位从人生到性格都极具悲剧性的人物，他的“急以怨”文学内格与他的人生直接相关。鲍照之所以成为元嘉三大家，与他的兼收并蓄的文学世界相关，他的文学风骨与描写手法，特别是诗歌，受到建安文士创作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是他的人生悲感，以及对于人生与天道的悲剧意识，则受到“正始之音”的浸润，阮籍、嵇康远大遥深的文学旨趣，给予他很大的润泽，我们从他的诗文中，经常在不平之中感受到那种深沉而无奈的喟然长叹，以及对于世界与人生终极意义的探寻。西晋陆机、潘岳的文学创作，也直接泽溉鲍照的诗文。 梁代史家萧子显在《南齐书·幸臣传序》中指出：“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43](P972)梁代虞炎《鲍照集序》中指出，鲍照“身既遇难，篇章无遗。流迁人间者，往往见在。储皇博采群言，游好文艺，片辞只韵，罔不收集。照所赋述，虽乏精典，而有超丽，爰命陪趋，备加研访，年代稍远，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傥能半焉。”[44](P5)鲍照生前以才学见称，但因他出身寒微，不甘沦落，个性狷急，因此，命运乖蹇，死后著述零落。鲍照对晋宋之际的文学嬗变之作用，过去的文学史家缺少积极正面的评价。比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45](P675)刘勰对刘宋时代的谢灵运、颜延之很推崇，对于鲍照在南朝刘宋时代之作用不曾提起。钟嵘《诗品》提出：“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陵轹潘、左。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46](P2)在钟嵘笔下，刘宋元嘉仍以谢灵运为主，颜延之为辅，鲍照无法与他们匹敌。钟嵘将鲍照的五言诗列为中品，评价曰：“宋参军鲍照，其源出于二张，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得景阳之諔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47](P47)钟嵘认为鲍照兼有众人之美，但是又批评鲍照五言诗“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48](P47)，认为鲍照之诗对于后世的影响主要是负面作用。梁代史学家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也批评：“次则发声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49](P908)这些批评都是偏执于外表的皮相之见，未能从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角度去加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从东汉晚期至东晋，士人的文学精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便是从慷慨仗气到淡远平和的心境演化。《文心雕龙·时序》提出：“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50](P675)鲁迅先生曾经比较建安文士、正始文士与陶渊明诗文创作风格之不同，指出： 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51](P505) 鲁迅从时代变迁谈到了文章风格的变化，将文章风格的变化置于时代因素中去考察，这比孤立地考察文章风格特征更加深刻。鲁迅指出，从东晋开始，由于世道的多变与世人的心态麻木，于是文章变得平和淡然了，代表人物便是陶渊明，这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却丧失了那种慷慨激昂的人生态度与文学风骨，淡泊平和往往掩藏着人生的逃遁与无奈。在这种时候，鲍照以“急以怨”的风格成为与颜、谢并驾齐驱的文学潮流，对于南朝文学精神之传承汉魏风骨，起到了挽救颓风、重振风骨的作用。也可以说，鲍照的文学创作先于刘勰与钟嵘，以“急以怨”的方式打破了东晋以来的平和之美，对于汉末建安文风与正始之音的复兴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刘勰与钟嵘倡导“风骨”与“风力”的文学批评思想，也与鲍照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鲍照的“急以怨”从源头来说，主要受到屈原的影响。屈原的遭际与创作精神是鲍照及其文学风格的来源。汉代对于屈原的狷介有过争议，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人格与《离骚》作了肯定：“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52](P2482)司马迁从“发愤著书”的亲身感受出发，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在这部不朽之作中，诗人以瑰丽奇特的想象、悲愤沉痛的情感、飞动华美的词藻，抒写了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遇。在西汉初年，许多文人与贵族对《离骚》钟爱有加，东汉王逸编纂的《楚辞章句》收录有许多文人与贵族仿效屈原赋而作的骚体赋。到了东汉班固作《离骚序》，针对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关于屈原的评价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53](P49-50)班固以其明哲保身的哲学对屈原的高峻人格进行非议，评价他是“狂狷景行之士”，同时也对《离骚》中的艺术特色作了否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54](P49-50)。迄至东汉后期的王逸，又对班固等人的评价作了否定。他在《楚辞章句序》中根据孔子倡中庸又不废杀身成仁，言时变又反对“乡愿”的思想，提出了他所倡导的“人臣之义”，以批驳班固和光同尘的媚世哲学：“且人臣之义，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55](P48)。王逸认为人臣如果只图顺世以保命，虽然寿比南山，那也是“志士之所耻”，不值得肯定。王逸指出屈原创作《离骚》借用了想象的手法，大量运用比喻，举一反三，引譬连类，使《离骚》的意境瑰丽奇谲，想象纷繁万状，这些观点在刘勰《文心雕龙》的《辨骚篇》中得到了弘扬，对于正确对待鲍照的“急以怨”不乏启发价值。 孔子曾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56](P931)孔子的“诗可以怨”，正是这种狂狷精神的彰显。鲍照的狂狷正是在当时被逼出来的，在门阀世族垄断权力，弱者受到欺凌的时代，他不断发出反抗的声音，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风，但是如同建安骨一样，彰显出不屈的处于社会下层人士的抗争与声音，他的文学价值，以及风格特点也应作如是观。宋齐之交的江淹《杂体诗三十首》中有《鲍参军戎行》一首：“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狥义非为利。执羁轻去乡。孟冬郊祀月。杀气起严霜。戎马粟不暖。军士冰为浆。晨上城皋坂。碛砾皆羊肠。寒阴笼白日。大谷晦苍苍。息徒税征驾。倚剑临八荒。鹪鹏不能飞。玄武伏川梁。铩翮由时至。感物聊自伤。坚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57](P128-129)江淹深受鲍照文风的浸润，对于鲍照的遭际深感同情，他自己早年的命运也与鲍照颇为相似。这首诗对于鲍照的命运与慷慨陈词深有体会，对世人理解的“急以怨”作了最好的诠释。唐末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有《悲慨》一品，其中描写了悲慨的特征：“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58](P35)。鲍照正是这种浩然弥哀的悲剧人物。鲍照诞生于东晋之后的刘宋时代，他的所谓“急以怨”，正是时代的产物，从儒家的中庸之道来看，似乎有些狷急，但是深入分析则不然，有其历史必然性与积极意义。宗白华先生1940年在《学灯》杂志发表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 汉代以来，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原”支配着中国社会，成为“社会栋梁”，把孔子至大至刚、极高明的中庸之道化成弥漫社会的庸俗主义、妥协主义、折衷主义、苟安主义，孔子好像预感到这一点，他所以极力赞美狂狷而排斥乡原。他自己也能超然于礼法之表追寻活泼的真实的丰富的人生……汉代的俗儒钻进利禄之途，乡原满天下。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原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其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持权位的恶势力。[59](P188-189) 从宗白华先生这一段文化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鲍照“急以怨”性格与诗文风格的历史原因与进取价值。 六朝文化的主体是由皇权与世家大族错综复杂的关系所构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这诸种关系也彼消此长，门阀世族到了南朝时代，势力有所消退，精神状态更是全面世俗化，失却了两晋时代的锐气，日趋保守与腐化，耽于享乐而不能自拔，在这种时候，鲍照的诗风兴起，与元嘉时代颜谢相比，具有正义感与悲剧观，富有批判意识，传承了汉魏风骨与正始之音，以及太康之英中的精华，形成了刘宋时代的文学高峰。“急以怨”正是这种独特风格的彰显。他的诗文风骨与文学精神，直接影响到齐梁时代的江淹，世称“江鲍体”。虽然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南朝文学精神的平庸化与世俗化，甚至本身也被误解为一种俗流，但其悲剧精神应当得到充分肯定。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在一定程度上说，也是这种反抗精神与悲慨诗学的重现。他们虽然对于鲍照的评价不高，但是其文学批评精神却与鲍照的风骨有相同之处。鲍照之文学精神与风格直接影响了刘宋年间的江淹，灌育了盛唐时期的伟大诗人李白的人格与文学精神，可以说，没有鲍照就没有李白。杜甫《春日忆李白》中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60](P52)杜甫所言，可以说是对鲍照的一种终极而公正的评价。因此，对王通评价鲍照的“急以怨”，应当加以全面的分析与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