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缘，生于台湾，旅美多年，现居上海。小说作品散见大陆、港台和北美各类刊物，曾于《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小说界》《长江文艺》《作品》《湖南文学》《创作与评论》等发表小说三十余篇。作品曾获台湾地区多项重要文学奖，已在台湾出版六部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及随笔。二〇一五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蚊疫：纽约华人的中年情事》，二〇一六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浮城纪》。作品多次入选各类选刊，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长江文艺好小说》等。
    九十年代我在纽约，见证了美国人到中国领养女儿的浪潮。
    美国许多不育的夫妇，迫切期待领养孩子，但是境内领养有诸多限制，而且健康的婴孩稀缺，人们转而向境外寻求机会。此时中国的境外领养政策开放了，条件相对宽松，等候期也短，而且福利院里有不少婴儿亟待领养。一波又一波的美国人来到他们当时还十分陌生的中国，抱起一个有缘的女婴，她们被称作“中国女儿”。这些在人生起步时拿到一手坏牌的孩子，突然之间进入了生活舒适的家庭，被当作小公主般教养长大，命运有了一百八十度戏剧性的转折。
    当时的纽约，中国女儿人数年年激增，这些家长们成立自己的组织，定期聚会。这其中有许多经验的传递，因为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人知道一个黄肤细眼的中国女儿，将为这个家庭带来什么。彼时我正好是中文周刊的记者，占据了最有利的观察位置。领养父母乐于讲述他们的故事，积极跟华人社群建立关系，而这样的领养故事，也让中文读者深感兴趣。
    除了健康的女婴，美国人也愿意领养天生残疾或有疾患的孩子，提供各种医疗，让孩子获得最大可能的尊严和幸福。拥有中国女儿的美国父母，一般抱持开放的心态，跟孩子公开讨论她们的身世，又热情拥抱中国文化，举办和参与各种中国节日庆祝和中文课程。从这些实践中，让孩子内心对故土存有的是理解而不是怨恨。我去过他们的家，参加过他们的中国文化节，那种乐观、包容的心态，深深触动了我。
    二十年后，当年的女婴们长大了，开始有人回到中国来寻亲。而此时我又落脚在上海，不时读到各种相关新闻报道。我很幸运看到了中国女儿故事的下篇，当孩子说她们想找到亲生父母，感谢他们赐予生命时，我知道这样的想法从何而来。
    当然，中国女儿的故事不是童话，不会“从此过着快乐的生活”。不同文不同种的混合家庭，可以想见会遇到各种成见和挑战；推着中国女儿出去散步的美国妈妈，会遭遇到很多怀疑的眼光。而随着孩子年龄渐长，更出现了身份认同的问题。
    中国女儿的故事，从一开始就是纠结的人性戏剧。它关乎个人命运、关乎希望和爱，也关乎人心的挣扎和纠葛。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她们的故事，但迟迟没有提笔，直到这些中国女儿翩然踏上中国，再度进入我的视野。
    《失物招领》一开笔，我就神游回到纽约，脑里的中国女儿用英语叙述她成长的故事，下笔时我将它转成中文，只保留一点英文特殊的语感，笔调力求节制冷静。在这篇作品里，我努力体现自己对短篇艺术的审美和追求：题材上厚积薄发，只写冰山一角，篇幅不长（八千字），事件时间短（一天），利用叙述的变化留白和语言的譬喻象征，丰厚它的内里，拉大它的景深，完成一个外弛内张的故事。
    之后，我又写出英文版的《失物招领》，发表于二〇一六年在上海举办的《世界英文短篇小说研讨会》。朗读讨论此作后的茶歇时间，与会一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特别找到我谈话。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她的两个儿子就是从中国领养的。“你说他们会不会渴望回到中国寻根?”经过了这么多年，她对孩子是否真正得到心灵的安宁和快乐，仍然抱有疑问。
    这样的故事，我希望能继续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