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作者著《重写旧京：民国北京书写中的历史与记忆》，三联书店，2017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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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20年代生活或逗留于北京的新文学作家，见证了北京城市面貌的剧烈变化。为了推进民国首都的现代化，市政当局实行了一系列建设工程，包括改善道路交通，规范空间秩序，推动商业发展等，这些措施使得原来的北京城显得陈旧和落后，新旧混杂构成了这一时期北京城市景观的典型特征，在当时寓居宣武门一带的陈炜谟的眼里，“高尖的西式的建筑”和“褪色的古旧的牌楼”的共存，才是“真的北京”。[1]面对北京古旧的一面，新文学作家的情感态度颇为复杂。对孙福熙来说，黄瓦红墙的城楼，一眼看不到头的街道，是北京庄严伟大的表现[2]，这些当然是旧京的遗产，但是它们已经在破坏中。朱湘从“黄龙瓦、朱垩墙的皇城，如今已将拆毁尽了”，联想到胡同名称的更改，从中感受到了现代性无法阻挡的力量：“破坏的风沙，卷过这全个古都，甚至不与人争韬声匿影如街名的物件，都不能免于此厄”。[3]
    另外一些作家则完全鄙弃过去的北京，热烈拥抱着现代性的到来。章衣萍希望“狂风和大火毁坏了眼前之一切的污秽而狭隘的房屋，在荒凉的大地上，再建筑起美丽而高大的宫殿来”[4]，现在的北京不过是“一块荒凉的沙漠”，表现着“我们古国四千年来的文明”，而他梦想的是“巴黎的繁华，柏林的壮丽，伦敦纽约的高楼冲天，游车如电”。[5]彭芳草厌恶街市的牌楼，紫禁城的宫殿，这些古老的建筑像是被暮气熏过似的，呈现出灰蒙蒙的色调，“古的，老的东西一日不毁坏，这灰色潮流一日不会中断的”[6]，他期盼着现代潮流将这些旧物洗刷一空。
    比起这种怀旧或趋新的崭截态度，叶灵凤对旧京遗迹的感受更为微妙。1927年夏天叶灵凤游览北京，颐和园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走上西山道上，回过头来便可望见万寿山的颐和园了，这一座庞然的前朝繁华的遗迹，里面尽有他巧妙的布置，伟大的建筑，可是因为主管的太不注意修理了，便处处望去都是死气沉沉。排云殿的颓败，后面佛阁的颠危，我终恐怕他们有一天会像西湖雷峰塔的骤然崩溃。[7]
    叶灵凤不否认颐和园的伟大，然而由于其荒废和颓败，终究显出“死气沉沉”的面目来。这正是旧京的写照，它的衰败掩盖了它曾经的辉煌，过去的北京似乎丧失了生存下去的活力，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一年以后，北京丧失了首都的资格，被更名为北平，成了“故都”：一座故去的都城。随着政治中心地位的失落，北平的市面愈加显得萧条，城墙等古迹也日渐崩坏。1931年，一位作者如此描述城垣的荒废和败落：“据遗老云，今城在数十年前，尚修葺整齐，巍峨壮观，光复而后，政变频仍，今国都南迁，北地冷落，行见颓垣废墟，供人凭吊耳，可慨也已！”[8]民元以来旧京日就衰败的过程，在30年代前期达到了一个顶点。
    更有意味的是，由于1928年以后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工程暂告一段落，北平古旧的一面显得愈发触目，加之经济的不景气，和“九•一八”事变后挥之不去的战争阴影，北平城的荒凉破旧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印象。即便在1934年袁良启动游览区建设和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后，古老仍然是人们对这座城市最直接的感受，因为这些计划本来就是建立在“旧都”遗产基础上的。于是与20年代新旧杂陈的北京不同，30年代的北平在各类文字中，往往被称以“故都”、“旧都”、“古城”等情感内涵指向过去的名号，特别是“古城”，成为一个具有笼罩性的意象，频频出现在新文学作家的笔下。“古城”不只是对这座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的概括性描述，更隐含了作者对它的现状与未来的关切，对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尤其是在面临日本侵略的危机背景下，那些以“古城”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往往表达了对背负着沉重历史的北平城之命运的深沉忧思。
    2
    在30年代作家的笔下，“古城”有时候是作为现实的映衬和背景而出现的。古老的北平城和现实的城市生活之间的并置，传达出强烈的反讽效果。杨振声的散文《北平之夜》开篇写道，“这座颓唐衰老的古城，怀抱着多少悲欢与罪恶，在电灯下，黑暗里，凄凉的街头，暖红的闺阁！”[9]古城与它怀抱中的世相构成了有意味的对照，表现了作者的某种愤懑之情。文章写于1933年11月，当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使得年初因日军侵占热河造成的危机得以缓解，北平的局势暂时安定了下来。显然，杨振声意在批判国难当头市民的放纵与苟且，而以“颓唐衰老的古城”形容北平，又流露出一种无力感。王西彦写于1936年秋的散文《和平的古城》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感结构，由于前一年《何梅协定》的签订，国民政府基本上已丧失了包括北平在内的华北地区的治权，日本军队和特务已经开始在北平城内公开活动，然而这座古老的城市却仍旧沉醉在歌舞升平的“和平”之中。[10]王西彦稍晚还写了一篇题为《古城的忧郁》的小说，由三个短篇组成，分别讲述北平三个小人物（会馆长班、小贩、报社记者）在日军压境情势下的不幸遭遇。其中虽然有反抗和不平，却最终淹没在黑暗的阴影中，小说也染上了阴郁的情调。古老的北平城终究无法摆脱被蹂躏的命运。
    在杨振声和王西彦的作品中，“古城”暗示了一种对现实危机丧失了反应能力的状态。董玥分析30年代新式知识分子对北平的看法时指出，他们“认为北京是一座停滞沉睡的城市，甚至连日本的入侵——他们眼中真正的威胁——都没能将它唤醒。对他们来说，是日本侵略军的出现才彰显了中国的历史根基在这样一种全球现代性之下的威胁” [11]，萧乾的散文《古城》正好可作这一论断的注脚。这篇文章是对战争威胁下的北平的正面描写，作者写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军机频繁光顾北平的上空：
    那是一只灰色的铁鸟。对这古城，它不是完全陌生的。大家都知道它还有伙伴们，无数的，随在身后。这只是个探子。它展着笔直的翅膀，掠过苍老的树枝，掠过寂静的瓦房，掠过皇家的御湖，环绕灿烂的琉璃瓦，飞着，飞着。古城如一个臃肿的老人，盘着不能动弹的腿，眼睁睁守着这一切。[12]
    无数飞行的“铁鸟”是现代军事技术的象征，它带来一种陌生的恐惧感，昭示着高度现代化的日本与古老的北平之间巨大的差距。与自由盘旋的飞机形成鲜明的对比，宁静优美的古城被比作丧失了行动能力的老人，这个比喻显然表达了作者对北平这座城市的命运的深深忧虑。从文本修辞的角度来看，一个“不能动弹”的北平城恰恰构成了一种固化的形象，它使得作者能够从整体上把握古城这个对象，同时投之以冷峻的审视和批判的目光。
    我们在何其芳写于1934年的诗歌《古城与我》中，也看到了类似的修辞手法：
    有客从塞外归来
    说长城像一大队奔马
    正当举劲怒号时变成石头了，
    （受了谁底魔法，谁底诅咒），
    蹄下的衰草年年抽新芽；
    古代单于底灵魂已安睡在
    胡沙里，远戍的白骨也没有远嗟……
    但长城拦不住胡沙
    和着塞外的大漠风
    吹来这古城中，
    吹湖水成冰，树木摇落……
    摇落浪游人底心。
    长城曾经是奔腾的生命力的表现，如今被固化为石头，古代游牧民族的征战和戍边将士的不平都已在历史中消歇，频繁的危机，历史的消磨，让北平这座古城也变得僵冷和沉寂。与萧乾的散文不同的是，这首诗歌引入了“我”与古城的关系的维度。“我”一次次试图逃离荒凉的古城，却总是以失败告终：
    悲世界如此狭小又逃回
    这古城：风又吹湖冰成水
    长夏里古柏树下
    又有人围着桌子喝茶。[13]
    冬去夏来，古城依旧。在这里，停滞僵化的古城既是一个整体化的被批判的对象，它本身还包含了可怕的束缚批判者的力量，这就产生了逃离古城的冲动，欲逃离而不得的结局反过来又加重了那种无法应对现实危机的无力感。这种困局也出现在曹葆华的诗歌中：
    仿佛天堂也闹起兵戈
    小猴子一跟斗八万里
    逃不出和尚的手掌心
    唉，我也逃不出这古城
    纵有两只不倦的翅膀
    飞过大海，飞向长天……[14]
    类似表达的一再出现，表明30年代北平的诗人共享着某种文化心态。张洁宇在她讨论30年代北平现代主义诗人的著作中，注意到这些诗人反复使用的“古城”意象，认为它“体现出一种无法挣脱陈旧历史的文化情结”[15]。诗人无法逃脱古城的困境，在更深的层次上，实际上体现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历史应该为北平这座城市的颓败和僵化负责，但完全摆脱历史的压迫和俘获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在处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方面，卞之琳的诗作表现出更自觉的意识和更丰富的内涵。
    3
    1929年，北上求学的卞之琳在北京大学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几十年后，留在他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却是一片“断垣废井”，一片败落衰飒气息：
    北京大学民主广场北边一部分以及灰楼那一带当时是松公府的一片断垣废井。那时候在课余或从文学院图书馆阅览室中出来，在红楼上，从北窗瞥见那个景色，我总会起一种惘然的无可奈何的感觉。
    这引起了卞之琳“我想写诗”的念头[16]，于是从一开始便形成一种“凭吊”和“寄怀”的情调：“一方面因为那里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一方面又因为那里是破旧的故都”[17]。北平这座古城如今已沦为废墟，卞之琳的凭吊和寄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怀古，不是把过去带回到现在，而是直面废墟本身，沉思过去与现在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在《登城》一诗中，我们看到了诗人的反讽态度。诗中的“城”指的是永定门和陶然亭之间的一段城墙[18]，已经“长满乱草”，“朋友和我”与守台的老兵攀谈，却不愿“揭开老兵怀里的长历史”，唯有凝望和怀想城外的远方。无论“历史”还是远方显然都不能提供安慰，就在这停滞的沉思片刻，一幕日常场景出人意料而又无比真切地把我们拉回到现实世界中：
    当我们低下头来看台底下
    走过了一个骑驴的乡下人。[19]
    “骑驴的乡下人”的悠然姿态宛然如在目前，这两行看似平易的诗句不仅消解了先前寄怀的抒情基调，而且暗示了一个有意味的主题：与诗人对废墟作有距离的省思不同，普通人与废墟能够相安无事，他们的庸常生活本身就是荒凉败落的古城的一部分。
    卞之琳写过不少描写“北平街头郊外，室内院角” [20]的诗，诗中描写的北平市民或终日栖身于室内（《寒夜》）或茶馆里（《路过居》），或常年在街头以叫卖酸梅汤（《酸梅汤》）或拉胡琴（《胡琴》）为生，百无聊赖的生活状态恰好表现了古城沉寂停滞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这种状态具有一种腐蚀性，能够消泯一切变革的努力，在《路过居》一诗中，诗人写道：
    窗前
    有一张《白话实事报》
    被一阵怪风吹走了
    追一片黄叶。[21]
    《白话实事报》应该是《实事白话报》，1917年创办于北京，与《群强报》同属于北平市民爱读的休闲类报纸。这个意象在这里有着复杂的内涵，报纸显然属于现代事物，早期白话报大多承担着开启民智的启蒙任务，曾被寄希望于推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但《实事白话报》消融于北平市民慵懒无聊的日常生活，暗示了古城巨大的同化力。
    碎片任由外在力量的摆布，这是卞之琳30年代前期诗歌中的常见主题。《寄流水》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从秋街的败叶里
    清道夫扫出了
    一张少女的小影：
    照片自然也是一种现代发明，但更重要的是它承载了少女美好的爱情，风吹雨打中“朦胧的红颜”与照片背后象征永恒的誓言（“永远不许你丢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反讽中透露出对美好事物无可挽回的失落命运的惋惜与忧愁。“少女的小影”是一个碎片，但它是一个美好的、值得珍惜的碎片。如果到此为止，《寄流水》不过是一首精致的抒情诗，然而接下来的诗行却将它与宽广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联结了起来：
    “情用劳结，”唉，
    别再想古代羌女的情书
    沦落在蒲昌海边的流沙里
    叫西洋的浪人捡起来
    放到伦敦多少对碧眼前。[22]
    1908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新疆、甘肃罗布泊、敦煌一带发掘出汉晋木简一千余枚，携回英国。法国学者沙畹加以考释，1914年初印行于伦敦。出版前沙畹曾将其手校本寄给罗振玉，罗振玉与王国维重加考订，同年成《流沙坠简》一书。其中“简牍遗文”部分载有出土于罗布泊（即蒲昌海）的一叶残纸，内容是魏晋间一位“羌女”写给其情人的情书，“情用劳结”即出于此。[23]珍贵的情感碎片沦落千年而重见天日，有幸目睹者却是伦敦“西洋的浪人”，这其中透露出一种深刻的无奈感。更深一层来看，斯坦因在中国西北的探险和考古活动，正是在大英帝国政府的支持下进行的，背后是一整套文化帝国主义的战略与意识形态，与此相关联的则是中国数千年传统历史文化的分崩离析，它的无数珍宝沦落成为废墟中的碎片，任由他人主宰自己的命运。现代世界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乃是造成中国历史之崩塌的外在因素。考虑到这首诗写于九一八事变后的1933年，我们已经能够隐隐感受到《尺八》中的“对祖国式微的哀愁”。
    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面临着日军压境的威胁，这同样源于现代世界的权力结构。1933年1月的榆关事变，进一步加重了笼罩在北平城上空的战争阴云。不久，故宫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开始陆续南迁，历史的崩塌仍在继续，它在《春城》中成了“一炉千年的陈灰”：
    黄毛风搅弄大香炉，
    一炉千年的陈灰
    飞，飞，飞，飞，飞，
    飞出了马，飞出了狼，飞出了虎，
    满街跑，满街滚，满街号，
    扑到你的窗口，喷你一口
    扑到你的屋角，打落一角，
    一角琉璃瓦吧？——
    历史的废墟和灰烬在这里也转化成可怖的意象，一股外在的吞噬力量。市民却对此无动于衷，或者庆幸自己的暂且苟安。只有满城的古木在风中徒然大呼：“归去也，归去也/故都故都奈若何……”，徒劳地想回到“故都”过去的光辉历史中，唯有在那里它们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在传统的典故系统中，“乔木”是和“故国”联系在一起的）。但历史本身就包含了某种自我毁灭的因素，它在给人们提供荫庇的同时也使他们丧失了行动的力量，就好像满城古木被钉在这片土地上寸步难行，这让我们想起萧乾《古城》中那“不能动弹”的老人形象。正因为历史的这种负面作用，它在崩塌为废墟和灰烬之后，仍然破坏和窒息着这座城市，如同古城把《实事白话报》代表的变革实践同化于自身一般。北平的沉沦既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也是其背负的沉重历史有以致之。
    对于怀抱着“对祖国式微的哀愁”的卞之琳来说，历史的崩塌当然是一件可哀的事，但重建和恢复过去的历史既不可能，也不值得追求。更复杂的是，卞之琳在对历史保持疏离和警惕的态度的同时，又难免有所眷念：
    我是一只断线的风筝，
    碰到了怎能不依恋柳梢头，
    你是我的家，我的坟，
    要看你飞花，飞满城，
    让我的形容一天天消瘦。[24]
    断线风筝的意象隐喻了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在全篇片断化的戏剧式结构中，唯有这一诗节完整地保留了自身的抒情特质，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内在的韵律节奏上，它似乎要把诗人召回到自足、安宁的往昔世界，召回到这座城市的过去中。但是缱绻的基调中仍然隐含着一种决绝，一种飞向别处的渴望，一种类似何其芳和曹葆华诗中所表达的逃离古城的冲动。在“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这句开头结尾两次出现、具有提示主题意义的诗行中，这种张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呈现。
    在个人与历史之间，卞之琳关心的是前者。当历史瓦解成一片废墟，重要的不是去怀恋和恢复历史的总体性，而是要随时提防它卷土重来，提防它那巨大的破坏性和腐蚀性，救赎的唯一可能是让个人免于这种外在力量的威胁，在个体的规模和尺度上重建意义。《春城》中的唯一希望恰恰是那个“断线的风筝”，如果它能够挣脱“北京城”这个“垃圾堆”的羁绊的话。
    在30年代后期的诗作中，卞之琳慢慢不再与北平这座城市纠缠，1933年大学毕业后他的行踪已不限于北平，“山山水水，花花草草，也多了起来。北国风光已经不占压倒优势”[25]。离开了北平，摆脱了历史的纠缠，卞之琳找到了重建个人主体性的方式，历史意识渐渐从他的诗歌中淡出，取而代之的是对作为个体成长和完成之源泉的时间的感受。前期诗歌中常见的反讽和冷静，让位于一种蕴藉从容的姿态。或许是江南的山水滋润了他，时间开始以流水的意象反复出现，或者承载着事物的顺流前行（《园宝盒》），或者赋予事物以优雅的形态（《鱼化石》。在瓦雷里的影响下，卞之琳也常常以果实喻意个体在时间中的成长与成熟。[26]通过个体的“淘洗”和“结晶”，卞之琳在历史之外为自己建构了一个主体位置，这个主体不断地从时间中汲取个体生长所需的营养，如同《白螺壳》中的白螺壳，仿佛一所小楼，任由风、柳絮和燕子穿过，并不失去个体的自足与完整，而完成于“出脱空华”。
    这种美学上的转变同时也是对20世纪30年代政治危机的反应，当北平作为废墟之城不可能提供任何救赎的希望时，卞之琳必须另辟蹊径。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卞之琳30年代诗歌的主题、意象、风格及其转变，是多么深地植根于他对这座城市的“凭吊”和“寄怀”，他对“小玩艺儿”的珍爱是多么深地植根于他对废墟和碎片的体验。在历史衰败和瓦解后形成的废墟上，这些经验被赋予了现代主义的强度，正如李健吾在评论《鱼目集》时所说的：“然而他是一个现代人，一个现代人，即使表现凭古吊今的萧索之感，他感觉的样式也是回环复杂”。[27]
    4
    在30年代诗人对古城的书写中，历史意识并非只有批判和反思的维度，林庚就表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取向。他把历史当作一种正面的文化资源，用来激活诗歌改造日常生活的潜能，从而写出了富有生命力的北平城。
    林庚早期诗歌为自由体诗，大多取材于自然景物，意象活泼生动，少量描写北平都市场景的作品（如《风沙之日》），则传达出荒凉晦暗的情调，显得较为生硬。1934年春林庚到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居留数月，夏天又回到北平。这一次南方之行使得他对北平有了新的认识：“回北平后对于北平仿佛有了更多的系念”，此后也“与北平有了更深的默契”。[28]不久他出版了第一部新格律体诗集《北平情歌》。林庚逐渐找到了一种新的书写北平的方式，其中渗透着他对危机深重的北平的命运的深切关怀和思考。他以北平为题材的诗歌，包含着通过诗歌克服危机、再造民族和北平生命的严肃努力。
    林庚的新格律体诗，旨在通过对韵律的自觉采用，使诗歌获得一种普遍和谐的形式，从而能够“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 [29]，恢复诗歌与现实生活的有机关联。林庚自觉地从古人的诗文中体会那活泼泼的情趣和生命力，来滋养他的新格律体诗创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不是还有前人的作品在那里跳跃着活泼的心，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启发自己，从什么地方来认识人生呢？”[30]历史文化的活力不仅表现在古典文学中，也表现于北平这座古城，这是林庚对北平的新认识的基点。在游览了南方的城市后，林庚对北平发出了深沉的赞叹，同时也为其现状感到难言的忧虑：
    北平是克服了一切自然中的困难而存在的。它不但要求了能生存下去，且更探索着建筑起心灵上伟大的艺术的人生！单只靠着人为的努力，而使得在荒凉的世界中繁华起来；此地之所以雄迈深沉，具有北方人特色之优点的，自历史上便已把一切付与他了。杭州是太美了，于是人们易于满足，玩玩湖面便懒得再去探求的性格，似与山水也不无关连的，北平是太荒凉的，人只得沉着的做去，因此有时似领导着向较少活泼的路上走去，这活泼的气息近年来益发缺少了。[31]
    北平历史上的光荣正依赖人为的努力，这种实践性的能量正日渐枯竭。在另外一篇描写北平的散文中，林庚惊叹于北平的伟大与壮丽：
    若在夕阳或朝雾中，你真将疑心北平是个不尽的城，它四面八方有这许多如树着一面面的旗；那望不尽处是人类的文化与艺术的涵养，那不尽处又是天，又即是在这北平市上。……三年前从南方重回到北平来，对于北平的优点益发起了敬意。在南方是天然胜于人工，山水的秀美，树木的繁多，已掩饰了人间的一切；在北平这地方，是赤裸裸的除了黄土便一无所有了，在这里你无所掩饰，然而在这里却更美起来了，那是自然所无能为力的，而人却做得更好了。在南方你看不见历史，因为新插的柳已遮断了远路，新生的草已弥漫了山头了，而在这里你仍然看见冲积期的断痕，当阳光把巨大的阴影投射在亘绵在西北的山脉上而划出清晰的线条来，你将感到这过去的人们的伟大，而迷惘于这座宏丽的城，这城中无疑的乃更带着一切历史上的光荣，带着全盘的文化，站立在风沙之中。这些却都寄托在北平美丽的街上，而终于徘徊在眼前一座城楼儿或一面牌楼儿之上了。[32]
    北平是一座文化之城，而这文化乃是克服了自然的困难由人工在漫长的历史中建造起来，而其所成就的不尽的“人类的文化与艺术的涵养”，又时时给今人以熏陶和感动，这不正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表现么？面临着严峻的民族危机，北平的生命力已呈现出衰竭之势。林庚要通过自觉与古典文脉接通的新格律体诗歌，呼唤和恢复北平的内在生命力，要用文字来建造一座生命之城。他在晚年回忆说：
    《何梅协定》后北京处于半沦陷状态，北京成了一座失去政治意义的‘文化城’、一座军事上不设防的空城，气氛异常压抑，但唤起的是家乡故土的生命意识而不是绝望的毁灭感。[33]
    生命意识的唤醒同时也是对“绝望的毁灭感”的克服，在散文《北平的早晨》中，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得到了象征性的表达。“晚上”意味着沉寂和萧条，“早晨”则象征着朝气和希望：“这古城的晚上已是完了，是荒老得连鬼都不容易碰着了！但那早晨，还抱着一点的希望，希望能改造它的晚上。”[34]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北平情歌》中的《破晓》一诗便会别有一番体会：
    仍想着冬晨小贩的唤声拖长过如梦的深巷
    墙外有不时陌生的语声路人多单调的歌唱
    乃惊响案头滴嗒着的钟与昨夜未完的文章
    窗前黎明中微风的蓝天独带着春宵的流浪
    这是一首典型的四行诗。前两行用流动的意象描写出北平冬晨街头的清新图景，意象的渐次出现生动地表现出清晨由静谧转为喧闹的变换，而给人以一派盎然生机之感。更有趣的是第三行，“昨夜未完的文章”表明写作也正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它和窗外街市的生机相得益彰。最后一句则是林庚惯用的视野推衍的手法，仿佛镜头拉高拉远，明净的蓝天为这新的一天铺开鲜亮的背景。视角的流动变化和韵律的响亮谐和，营造出亲切自然而充满生气的诗意氛围。又如《雨》：
    清早上的巷中秋雨在门前
    江南的行客到为说好麦田
    北平的城门楼时有好风景
    已留在边城下匆匆又数年
    同样是以清晨为背景，这首诗则层层铺展开一幅鲜活的场景：当清晨秋雨绵绵之际，有江南行客前来探访，诗人向他叙说今秋的好收成和北平的可爱风景，这是主人在向远方的来客介绍家乡的风土，其中自有一层欣悦在，最后一行包含更深的感喟：家乡故土已成“边城”。“边城”是林庚这一时期诗作中常见的意象，但确实如林庚自己所说，它“唤起的是家乡故土的生命意识而不是绝望的毁灭感”，故而总体的境界是明亮爽朗的，并无衰飒萧瑟之气，秋雨、麦田、城楼等意象都传达出一层温润丰厚的气息。
    如果说《北平情歌》中的诗由于它的实验性质，由于更多地借助于传统的意象和句式来获得一种和谐悦耳的美感，而不免流露出痕迹，那么诗集《冬眠曲及其他》中的《正月》一诗则更加自然，不那么刻意追求韵律形式的谐和而能真正“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生命力开始摆脱对历史文化的依赖，更加飞扬起来：
    蓝天上静静的风意正徘徊
    迎风的花蝴蝶工人用纸裁
    借问问什么人曾到庙会去
    北平的正月里飞起纸鸢来
    这首类似民谣的诗有着脱口而出的浑然天成，如同洗去一切铅华般干净明亮，“纸鸢”这个来自日常生活的意象在蓝天的映衬下焕发出勃勃的生意，这正是林庚追求的效果：用诗来恢复日常生活中的情趣和生气，恢复这座城市和整个民族的生命力。[35]林庚的诗正酝酿着一个新的转变，《正月》所昭示的新方向，在《北平自由诗》里获得了更充分的表现：
    当玻璃窗子十分明亮的时候
    当谈笑声音十分高朗的时候
    当昨夜飓风吹过山东半岛时
    北平有风风雨雨装饰了屋子
    林庚的诗不必再以历史文化为中介而直接接触现实生活，不必再借助于“古人的诗文”，而直接呈现那“跳跃着的活泼的心”。这不是简单地对历史的疏离和拒斥，毋宁说是对历史的超越。诗题中的“自由诗”实兼形式和内容两者，在摆脱实验痕迹的同时也释放出更加新鲜和活跃的生命力。林庚不再回避“玻璃窗子”、“山东半岛”这样在他之前的新格律诗中从未出现过的现代语汇，但也绝不是简单地回到他早期直接摹写北平都市风物的自由体诗，这是一种在更高层面上的复归，一种完成后的自由，成熟后的自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生命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流淌和创造。
    回到这首诗本身的内涵上来，它明显包含着对北平命运的一种现实关切，然而林庚处理的方式却非常特别。“飓风”和“风风雨雨”自然是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一种隐喻，日军已经大举进犯山东半岛和华北一带，北平山雨欲来，而此时人们却在明亮的屋子里谈笑。整首诗明朗高远的意境正是面对危机时从容不迫的心情的写照，这是在克服了“绝望的毁灭感”后生命的自在与无畏。在日渐荒凉衰败且处在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古城北平，惟有诗歌具有这般力量，能够给人们以与现实相抗衡的勇气和智慧。
    作者简介：季剑青，1979年生，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研究员，主要从事民国北京都市文化和中国近现代文学及思想研究，著有《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译有《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编有《北平味儿》，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
    注释
    [1] 陈炜谟：《PROEM——北京市上杂掇》，姜德明编：《北京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129页。
    [2] 孙福熙：《北京乎》，《北京乎》，第155-157页。
    [3] 朱湘：《胡同》，《北京乎》，第181页。
    [4] 章衣萍：《古庙杂谈》，《古庙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1页。
    [5] 章衣萍：《春愁》，《古庙集》，第47-48页。
    [6] 彭芳草：《关于北京》，姜德明编：《如梦令》，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32页。
    [7] 叶灵凤：《北游漫笔》，《北京乎》，第196页。
    [8] 袁震：《北平宫殿池囿考》，《清华周刊》第35卷第4期，1931年3月22日。
    [9] 杨振声：《北平之夜》，《大公报•文艺副刊》17期，1933年11月18日。
    [10] 王西彦：《和平的古城》，《北京乎》，第595-603页。
    [11] 董玥：《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第304页。
    [12] 萧乾：《古城》，《北京乎》，第229页。
    [13] 何其芳：《古城与我》，《文学季刊》第3期，1934年7月。
    [14] 曹葆华：《无题草》，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第86页。
    [15] 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7页。
    [16] 卞之琳：《开讲英国诗想到的一些体验》，《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0页。
    [17]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页。
    [18] 杜博妮 (Bonnie S. McDougall)说，这是卞之琳本人的说法。See Lloyd Haft ed.,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ume III, The Poem (Leiden: E. J. Brill, 1989), p.53.
    [19] 卞之琳：《登城》，《雕虫纪历》，第121页。
    [20]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第4、16页。
    [21] 卞之琳：《路过居》，《雕虫纪历》，第24页。
    [22] 卞之琳：《寄流水》，《雕虫纪历》，第126页。
    [23] 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4、242页。原文全文为：“羌女白，取别之后，便尔西迈，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叔，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卒复致消息，不能别有书裁，因数字值给，复表。马羌。”
    [24] 卞之琳：《春城》，《雕虫纪历》，第32-34页。
    [25] 卞之琳：《自序》，《雕虫纪历》，第5页。
    [26] 参见江弱水：《卞之琳与艾略特与瓦雷里》，《中西同步位移——现代诗人丛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9-87页。
    [27] 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16页。
    [28] 林庚：《北平情歌•自跋》，《林庚诗文集》第1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29] 参见林庚：《诗的韵律》，《文饭小品》第3期，1935年4月5日：林庚：《极端的诗》，《国闻周报》第12卷第7期，1935年2月25日。
    [30] 林庚：《日本风景木版彩画》，《宇宙风》第25期，1936年9月16日。
    [31] 林庚：《四大城市》，《论语》第49期，1934年9月16日。
    [32] 林庚：《北平楼儿》，《世界日报•明珠》1936年12月7日。
    [33] 龙清涛、林庚：《林庚先生访谈录》，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59页。
    [34] 林庚：《北平的早晨》，原载1934年9月上海生活书店版《劳者自歌》，转引自《北京乎》上册，第406页。
    [35] 林庚曾写过一篇散文《风筝》（载《大公报•文艺》第56期，1934年4月7日），生动描写了北平放风筝的习俗和他自幼对风筝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