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五年来的河北小说创作，现实主义依然是小说家们最为重要的创作手法和精神通道，同时也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文本面貌。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理念和一面精神旗帜，与河北文学愈加形影不离、血脉相通。
    抗战题材
    展现出新的创作与审美趣味
    近五年来，一大批反映抗战或以抗战为背景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小说家们在创作中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创作与审美趣味，尤为值得关注。
    谈歌是河北文学新时期的“三驾马车”之一，他的长篇小说《大舞台》展现了抗战尤其是地下斗争的复杂与残酷。作者的笔触在各方构成的复杂扭结的关系网中自由流转，对细节处理和分寸把握显得尤为干练老道。申跃中、张晓鑫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和人家》，在抗日战争背景下，讲述了一个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和纲常体系崩塌与再造的故事，呈现了作者对于“救亡”和“启蒙”辩证关系的深邃思考。
    胡学文的长篇小说《血梅花》，正如评论家桫椤所言，“将家事、情事与国事结合在一起，并无所谓孰轻孰重的问题，形成了一个靠历史经验奠基，以文学逻辑推导，不带任何先验色彩的抗战文本，血肉丰满，既有沉重感又有鲜活性”，表现了河北中青年作家关于这段特殊历史记忆认真严肃的思考和回应。刘建东的长篇小说《一座塔》没有大篇幅的战争描写，作者把更多笔力留存下来，借鉴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集中地将战争巨大阴影下时代人心的绝望、愤懑以及失落扭曲表现出来。陈冲的中篇小说《紫花翎》脱离开时代塑造英雄的写作惯性，站在人文主义角度展现了特殊年代革命队伍中个性与共性、个人与集体之间难以避免的矛盾冲突。何玉茹的长篇小说《葵花》使用第一人称视角，展现了被战争放大的人性矛盾与困境。曹明霞的长篇小说《日落呼兰》以日据伪满时期的历史为创作背景，着力点明了侵略者的野蛮行径在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苦难的同时，给本国平民带来的巨大伤害这一历史现实。
    在战争叙事惯有的二元对立模式之外，对战争本身进行深刻反思，是值得小说家们长期思考和书写的一个题目。李延青的《旧事二题》和刘荣书的《还乡记》这两篇短篇小说都没有过多的人物和对话，没有枪林弹雨也没有战火硝烟，但战争及其副产品对人类社会、对个人带来的肉体及精神上的巨大苦难和持续伤害，依然在作者冷静的书写中显得触目惊心。
    乡土写作
    在继承传统中寻求突破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乡村的新变化使中国乡村传统叙述语系迅速失效，带来了乡村文学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新世纪乡村文学从各个向度丰富着我们对乡村的想象。在近五年的乡土小说写作中，河北的小说家们也在继承传统中有所突破。
    关仁山是一位扎根农村，敏锐观察并洞见当代巨变的作家，他的乡土小说最早关注到农村的土地流转、贫富分化及农民的思想解放、精神困境等，涉及中国乡村问题的方方面面。其长篇小说《日头》正是这样一部充满创作雄心的中国农民生活史和精神史。在故事搭建和人物设置上，《日头》与《白鹿原》一脉相通，而长达50年的时间跨度和相对封闭的叙事环境，让这部小说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2017年，关仁山又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金谷银山》，这部作品成功塑造了范少山这一新时代“梁生宝”形象，使其不仅成为关仁山的转型之作，也成为新时期文学向新时代文学转型的标本。
    李延青在小说集《人事》中虚构了“鲤鱼川”这个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缩影，在其中卑微的人与琐细的事悄无声息又庄严隆重的上场演绎。《人事》写的是旧时代，生发的是新意蕴，篇幅不长，但余味悠远，深刻映射了中国农村在时代大潮变换中的起伏与波澜。在这些真实简单的如同“素描画”的小说里，饱含着作者对中国人精神故土的观照和对乡土中国百年兴衰的思考。
    胡学文是一个自觉的乡土写作者，近几年他集中精力写了一系列中短篇乡村题材小说，如《苦水淖》《双行道》《半坝》《奔跑的月光》《风止步》等。“荒原”作为胡学文乡村题材小说的重要意象贯穿始终，文明的荒原、道德的荒原共同构成胡氏的乡村话语体系的基础。康志刚的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是一部反映中国当代农村民主化进程、新农村建设的小说，朴素踏实的写作风格颇有贾大山遗风，他的短篇小说《归去来兮》《种瓜点豆》所涉甚小却也颇有意趣。贾兴安的长篇小说《庄园秘史》记录了中国乡绅阶层在时代变幻中的中兴和没落，以及中国乡土传统秩序的瓦解和崩塌。
    河北的女性作家们偏爱用成长视角来反射农村社会的演进变化，比如何玉茹《前街后街》、唐慧琴《牵牛花》、刘素娥《白妮》和徐广慧《运河往事》等，她们笔下的中国乡村伴随着女性启蒙和个性解放，磕磕绊绊不断前行。这几部长篇小说的时空跨度普遍较大，时间轴里人物形象可塑性与叙事逻辑合理性间的平衡，几位作家把握得都恰到好处。
    现实思考
    进一步挖掘“我”与“他人”
    “我”与“他人”的关系是文学创作中永不厌倦的话题，也是现实主义小说热衷映射和处理的重要课题。小说家们面对这一关系时，总是在检验作为个体认识自我、认识社会的态度与方式，因为“我”与“他人”不仅是作为创作对象的存在，更是任何一个作者时刻都必须要面对和处理的重要存在。
    《阅读与欣赏》《卡斯特罗》和《完美的焊缝》，共同构成了刘建东的工厂小说三部曲，体现了作者对“师徒”的思考与观照。而在《丹麦奶糖》和《声音的集市》构建的世界中，刘建东进行了深度的自我解剖，展现了知识分子在当下社会大环境下的困惑。
    张楚的小说更加关注的是复杂人际关系中个体的境遇和生存姿态，他的小说《良宵》《野象小姐》《在云落》《风中事》都在关切市井小人物的挣扎。张楚的小说叙述温暖和冷漠共存，他的腔调越是恳切真诚，我们就越会被他所展现的现实刺痛或感动。
    何申是“三驾马车”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他的短篇小说《钱大画家》，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回顾了朋友老钱曲折离奇的情感经历，其生命路径与时代的波谲云诡遥相呼应。何玉茹的短篇小说《我们的小姨》《回乡》和《天坛之恸》讲述的都是简单的故事和纯粹的人物关系，在狭小的空间里，作者雕塑了一个庞大的精神家园。阿宁的中篇小说《父亲的时代》处理的是特殊历史时期“正确”和“错误”的关系，他的中篇小说《同一条河流》《病人的私事》在关注人内向化存在的同时避免了观念化写作的弊病。曹明霞的短篇小说《今生缘》和《一奶同胞》，唐慧琴的中篇小说《去高蓬》和《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面对和处理的是更加具体的人际关系与问题，也都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思考。
    在另外一个特殊的“我”与“他人”关系——“我”与“父亲”的关系上，李浩显现出特别的兴趣。他对“父亲”这个主题的狂热与敬畏源自于对现代性身世的审视、对终将成为历史的当下的怀疑，这点在长篇小说《镜子里的父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他的这种思考在中篇小说《封在石头里的梦》中，用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自我回应，并得以展现并保存了下来。
    后续传承
    新生代更加百花齐放
    继“三驾马车”“河北四侠”之后，河北小说创作的新生代正以百花齐放的姿态涌现出来。
    刘荣书是新一代小说家中的佼佼者，近年来发表了《浮屠》《王国》《珠玉记》等中短篇小说，其中《珠玉记》既是一篇略带解构主义倾向的小说，还是一部涵盖广泛的风物记。梅驿这几年集中发表了《新牙》《班车》《位置》等一批质量上佳的中短篇小说，其作品获得《十月》新人奖，并入选中国小说年度排行榜。夜子的《R》《化妆师》等几篇小说展现出青年作家自身写作内部的多样性与可能性。闫岩的短篇小说《群支付》把途径与目的反转，制造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荒诞感。常聪慧在《结伴而行》《月亮里的猫》《宜居之地》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中，表现出对于幽微、局部等细节的敏锐把握。张敦在2016年出版了小说集《兽性大发的兔子》，在对青年人现实生活的描述中建立起了充满狂欢的小说王国。
    除此之外，清寒、杨守知、海莲、张玉清、王秀云、苗艺、朱阅平、卢立明、郭刚、单杰、叶勐、唐棣、左小词、王海霞、孟昭旺、长笑、裂帛、花雨、贾若萱等中青年作家，近五年中也均有佳作问世。
    在这个分界尚不清晰的新生代群体中，单个作家、单篇作品或许还不够丰厚沉实，但已透露出令人瞩目的潜质和态势。一是较高的起点，生活积累和艺术技巧二者兼备成了他们创作起步的门槛。二是强烈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有时表现为经验层面的故事题材，有时表现为形而上的现实困境和焦虑，因而作品虽稚嫩却展露出强烈的冲击力。
    一直以来，河北小说都有着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当下河北作家在认知方式和写作方式两个方面，正在发生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的转变。因而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种传统在现今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将如何传承下去？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格里耶的话是具有启发性的：“一个作家在创作方法上可能是非现实主义的，但他的世界观中仍然包含着现实主义的精神。”无论写作方式和观照对象的方式如何变化，河北的小说家们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没有变，对反映生活真实性的追求没有变，对人类一切美好和自由的向往没有变。那种传统、那种力量、那种精神依然存在，并将一直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