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固然可以遵循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基本要义，同时也不妨对儿童形象的典型性进行新解：私人性中的公共性、现实性中的超越性、历史性中的当代性、经验性中的文学性。一切新解都应该为塑造出个人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新型儿童形象而服务。”
    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经由图书市场的巨大推动与不同代际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新世纪的背景下取得了空前的历史性实绩，或者说有目共睹的繁华局面。不单是少儿图书销售量在国内图书市场保持着逐年上升的势头，更有新世纪背景下中国儿童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2016年4月，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此外，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出版界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等国际书展上的影响不可小觑。然而，我们还是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在数量、销量及国际影响力都不断增长的新世纪背景下，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却严重缺失。
    新世纪儿童形象：典型性的缺失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那个既根植于当下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又超越了当下中国儿童现实生活的当代儿童形象严重稀缺；那个既具有中外儿童文学作品中理想化儿童形象所具有的纯真、顽皮、好奇、勇敢、善良等共通性、又具有新世纪中国儿童所特有的自主、早熟、敏感、喜娱乐、“国际范儿”等个性特征的新型儿童形象难得一见。特别是因为在新世纪背景下的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那个由鲁迅所塑造的小闰土这一现代中国原型儿童形象出发、经由废名所塑造的三姑娘、细竹，沈从文所塑造的翠翠、大佬二佬，汪曾祺所塑造的小英子和小和尚等经典现代少男少女形象所延展、且内含新世纪中国儿童新质并隐喻未来中国“人”之子的理想化生命样态——“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新世纪儿童形象更是鲜有诞生！ 此外，还因为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曾经被忽视的陈衡哲、凌淑华等所塑造的带有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印痕的自由、自然的儿童形象也未能被重新真正接续；那个曾经被视为一种特定的时代精神隐喻的当代“小英雄”、“好孩子”等儿童形象，也被悬搁和遗忘。或许，新世纪背景下的儿童文学作品各有优长，但从儿童形象塑造而言，则缺失典型性。概言之，是缺失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构成要素：当代性的典型环境和当代性的典型性格特征。
    上述判断不仅依赖于文学史上经典儿童形象的不可复制，更依赖于当代儿童形象的不可缺失。我们需要将这一问题放置在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作品的整体实绩中考量。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在作家队伍的专业性、创作观念的独特性、作品类型的多样性、形式探索的丰富性等方面，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取材于作家童年生活的追忆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和取材于幻想的虚拟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不仅几乎占据了当下儿童文学作品的大半“江山”，而且实现了古典主义美学精神、现实主义批判目光、现代主义思想意蕴之间的相互融合。不仅如此，这两类作品还实现了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历史化、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多向写作。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发、迄今领军当下儿童文学创作队伍的代表性作家曹文轩、张之路、常新港，在上世纪90年代出发的中青年代表作家汤素兰、彭学军、殷健灵等，都驰骋于追忆类和幻想类两种作品之间，都擅长于用写实的方式幻想和用幻想的方式写实，都多选用儿童视角来诗化“写史”或让中国当代历史诗性地投影在儿童视角的叙述中。然而，作家在写实追忆类或虚拟幻想类这两类作品中所塑造的儿童形象毕竟大多不直接取材于新世纪儿童生活环境，也很少在新世纪的典型化环境中塑造典型的当代儿童形象，尽管追忆世界与幻想世界中的儿童形象都是以现实世界中的儿童形象为参照，都是对未来世界儿童形象的想象。事实上，致力于追忆写实类和虚拟幻想类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家所践行的叙述美学、文学观念都与取材于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家很是不同，但却以不同的文学思想塑造了新世纪背景下的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具有经典质地的儿童形象，如：青铜、葵花（《青铜葵花》）、芒《大王书》等少男少女形象。当然，写追忆类和幻想类的作家也会在新世纪儿童现实生活的典型环境中来塑造儿童主人公的典型性，如曹文轩的成长系列小说《我的儿子皮卡》中的皮卡就集中了新世纪中国儿童的典型化性格特征——机智、善良、纯真、顽皮、想入非非。但这类直接从新世纪儿童现实生活中取材的作品毕竟不属于作家的主打作品，因此，并不能改变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品中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的现状。
    与此同时，取材于当下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与追忆写实类、虚拟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共同构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作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上曾经长期居于主流地位的取材于现实儿童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在90年代不断被追忆写实类和虚拟幻想类所包围，但在新世纪后仍然诞生了对儿童现实生活深度思考的优质作品。秦文君继《男生贾里全传》《女生贾梅全传》《小丫林小梅》之后，在《天棠街三号》《调皮的日子》《宝塔》等作品中继续关注当下鲜活童年生命样态，更从孩子的成长之思拓展到家庭与人生之问，为现实题材儿童文学再添力作。特别是贾梅、贾里，仍然是新世纪都市日常生活中典型的儿童形象。萧萍的长篇系列小说《沐阳上学记》中的主人公沐阳沿此都市儿童形象的塑造方式，又有所新变：以“私人化的”方式呈现了新世纪都市儿童形象的新质，并建立了一种新型的都市母子关系——儿童非但不是母亲的教育对象，反而是引导母亲生命形式的天使。当下取材于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除了表现都市儿童日常生活，还关注新世纪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中的特殊儿童群落，如翌平的长篇小说《早安 跆拳道》对都市儿童跆拳道迷的背后原因的讲述，陆梅的长篇小说《当着落叶纷飞》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世界的关注，等等。此外，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对农民工子弟的关切、对如地震一样的突发性灾变中儿童命运的讲述都可表明：当下儿童文学作家始终对新世纪的中国社会现实保持着同步关注。然而，取材于当下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少量优秀作品，大多缺少儿童形象的典型性，也缺少深入的现实主义精神。究其主要原因，固然在于取材于当下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作品看似容易，实则是一种高难度的叙述，因为文学创作有其自身的美学原则，越是选取当下现实题材的创作，就越是难以在作品中处理好审美距离；也固然在于这类作品看似在数量上和销量上居高不下，实则混杂着相当数量的伪写实的制作性产品，而当下儿童图书市场尚未形成理性、健全的识别力和判断力，甚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儿童图书市场的买方——家长与儿童读者大概还难以辨识纯写实类儿童文学作品与伪写实类儿童文学产品之间的区别；还固然在于取材于当下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作品看似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的自觉关注，实则隐含了作家的现实观和儿童观，而如果作品中的儿童现实不与儿童历史、儿童未来联系在一起，就不过是对现实的表浅认知或一种取巧的机械复制。总之，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当下取材于儿童现实生活的纯写实类儿童文学的整体实绩依然不尽人意，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状。
    新世纪儿童创作：重读典型理论
    面对前述现状，人们或许要问：为什么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当代儿童形象缺失典型性？
    全部问题的实质其实就在这个问句之中。即那个儿童文学与时代的主旋律保持着确定性同一关系的20世纪已经过去了。在20世纪儿童文学史上，追忆写实类、虚拟幻想类和纯写实类这三种儿童文学作品曾经与时代同步，并诞生了诸多典型儿童形象，如：小闰土、小稻草人、三毛、王葆、大林和小林、小布头、《小桔灯》中的小姑娘、雨来、张嘎等等。然而，在新世纪背景下，从五四时期到共和国“十七年”期间，乃至80年代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儿童文学的写作样式正在各自归位：或被承继、转换，或被质疑、悬置，或被漠视、遗忘，等等。但当下儿童文学如果试图在新世纪开辟出全新的道路，反映出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就无法绕开20世纪儿童文学传统。否则，将会付出高昂代价。更确切地说，由于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淡化了对20世纪儿童文学传统的自觉继承，特别是淡化了对20世纪儿童文学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典型化人物塑造方法的承继，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就无法避免。如果作家本来就认为现实主义的典型化人物塑造方法已然过气，那其作品中的当代儿童文学形象怎么可能具有典型性呢？
    看来我们有必要重读并运用典型理论。尽管在新世纪背景下，主张重新重视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是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论题。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被持续热切地引进之后，作为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威的典型理论被视为一种过气的文学理论。与此相关联，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也被非典型性所替代。当任何一种文学理论在特定时代被视为惟一权威的文学理论时，引用新的理论思想对其质疑自有道理。但典型理论对于新世纪背景下如何反映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不仅仍然有效，而且需要新解。若想在当下儿童文学作品中重现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就要重读典型理论的基本要义。概言之，典型理论主要阐释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主张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何谓典型环境？我们不妨参照当下权威文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典型环境这一概念的界定来再解读：“不过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境的大环境，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何谓典型人物？既要蕴含人物的普遍性和概括性，又要具有鲜明、生动的具体性和个别性。衡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否具有典型性，首先要看人物形象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必然，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更要看人物形象是否具有独特性（文学性）和个别性。“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要求典型环境要充分体现现实关系，并不等于说典型环境只能有一种模式、一种风貌。”“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条件下，他又可以对环境发生作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这样的界定和阐释曾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为儿童文学作家所耳熟能详，但在新世纪却被或有意或无意、或暂时或真正地遗忘。儿童文学创作当然不可能退回到特定历史时期，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所规定的典型理论的基本要义却可以被新解。其一，典型理论固然强调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之间的关系，但这一特定关系的实现前提则是对文学创作基本功、文学世界基本面的强调——塑造人物形象和描写人物形象所处的环境是叙事类文学作品的基本功底和基本构成。何况，如果说儿童文学创作与成人文学创作有所不同，那一个主要差异就是：儿童文学创作比成人文学创作更讲究文学创作的基本功和文学世界的基本面。其二，典型理论并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开放性的。在新世纪背景下，重提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并非主张仅仅固守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典型理论的全部要义，而是主张注入五四以来的多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和人物形象塑造方法。换言之，儿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固然可以遵循典型理论的基本要义——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同时也不妨在新世纪背景下对儿童形象的典型性进行新解：私人性中的公共性、现实性中的超越性、历史性中的当代性、经验性中的文学性。不过，一切新解都应该为塑造出新世纪背景下的个人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相融合的新型儿童形象而服务。
    别林斯基在反思19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问题时说过：“为了在艺术中开辟这条新的道路，需要天才，或者至少需要有巨大天才的人，而天才或者有巨大才华的人不是几十个几百个地诞生的。”新世纪儿童文学创作若想改变儿童形象的典型性缺失现状，同样需要天才或有巨大才华的人。在此意义上，新世纪儿童文学作品中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也不可能批量诞生。尽管如此，当下儿童文学作家能否自觉地在其作品中追求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能否自觉地重读并运用典型理论，其作品中的当代儿童形象的典型性还是会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