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编剧，曾获人民文学奖、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著有小说《看你往哪儿跑》《像老子一样生活》《向延安》等。
    好故事是靠养出来的，养久的故事，一定是酣畅淋漓，充满张力和生命力的。
    1989年，在惊蛰后的半个月，年轻的海飞接到入伍通知书，开始军人生涯。直到现在，看到街上走过的士兵，他还是会忍不住回头张望。那些年轻的背影让他记起年轻时候的自己，充满青春活力、生机勃发。也许正是这段难以磨灭的“军人情结”，促使他以“惊蛰”为题，写下了一个关于烽火年代无名英雄的故事。
    “24个节气，我独爱的是惊蛰。那么漫长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就这样被如此美好的惊蛰，一次次地加深着印象。如果雨声收住，天空缓慢放晴，地气开始在太阳光之下上升，海市蜃楼一般的世界，虚幻而又真切地呈现在我的面前。随之而来的大约是蛙虫的鸣叫，虫蛇出动，万物复苏，植物的嫩芽在日光之下疯狂地生长，滋滋有声。”海飞将这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描述得唯美梦幻，在他看来，这个自带故事的词语，饱含着力与力碰撞后产生的无限生命力。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促使他回想渐行渐远的人事，而小说主人公陈山也在不断地回想中，一步一步走到了海飞的心里。
    《惊蛰》讲述的是大时代中无名英雄的故事，他们“在不可能时去爱，在不可能时选择忠诚地恪尽责任”。1941年，陈山还是一个在街头浑浑噩噩的“包打听”，遇到日本军官荒木惟后，阴差阳错卷进了风起云涌的谍海漩涡中。他的本意，是救下被日军绑做人质、成天叫他“小哥哥”的妹妹陈夏，但等待陈山的却是一场即将打响的黎明前的暗战。陈山在重庆和上海两座孤城之间奔走，在战火纷乱的颠沛流离之中，见证了哥哥与爱人的死亡，这两人用生命构建了陈山的信仰，使他快速成长起来。
    谈起自己与文学的缘分，海飞则念念不忘1984年张贤亮发表在《十月》上的小说《绿化树》，那是他与文学的最初相遇。而少年的时光总是寂寞漫长的，他开始读川端康成，所写的文字自然而然带着哀婉忧伤的美感。在二十六七岁时，他意识到可以将爱好转为职业，于是陆续写了散文、小小说，后来专注于中长篇小说创作，再后来，他又多了一个身份：编剧。他将文学中的美感加入到谍战小说中，使激烈紧张的冲突与感伤唯美的抒情相结合，形成了海飞式的谍战故事。当人们因为谍战电视剧而更多关注海飞的谍战小说时，他试图提醒人们：他从来没有忘记最初邂逅文学时所体验到的感动，他同时是一个纯文学写作者。
    惊蛰的雷声带来了故事与想象
    记者：《说文》里“蛰，藏也”；《尔雅》里“蛰，静也”；藏与静好似蕴藏着无限的力量，“惊蛰”这个词也似乎带有了更多的故事。
    海飞：小说主角是个“包打听”，书的原名本是《线人》，但后来思考再三，还是定为《惊蛰》。我认为“惊蛰”这个词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背后蕴藏的究竟是什么？二十四节气，如“小满”，“谷雨”都不像“惊蛰”，这个词有很强的故事性。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名词：万物复苏，春雷滚滚，蛰居动物被惊醒，于是万象更新，具有十足的生命力。并且从小说结局来看，陈山抵达延安，恰逢惊蛰，听得一声惊雷，这与革命年代的革命事业相吻合。
    记者：在这部小说中，你塑造了一群“烽火年代的无名英雄”，以陈山为例，在遇到荒木惟前，他其实是陷于日常中的，成为“间谍”后，慢慢地这个人身上有了更多的英雄气，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变化？陈山这个人物代表什么？
    海飞：这部小说里三兄妹分别取名为“陈河”、“陈山”、“陈夏”，“夏”就是“华夏”的意思，是中华子民的代表，小说中有一细节，父亲陈金旺大呼“还我河山”，连起来就是关于祖国、关于信仰的故事。
    谍战小说写得多，会有同质化现象。我试图构建的是一个无故卷入战斗的小民形象，而这个小民却又恰恰具备特工的一些能力与特征，遇到荒木惟，经过培训后成长起来。从形象来看，陈山不是生来就厉害的精英式人物。那时，上海滩的货运码头上、舞厅门口随处可见穿着宽大衣裳的这类小混混，陈山是一个代表，这个人是个贫穷却快乐的人。他身上有很多人的影子，比如我的舅舅，力图反映的是上海底层人民的生活。
    记者：从空间来看，小说场景经历了从上海-重庆-上海-延安，这种场景的转换自然也伴随着故事的发展以及人物的转变。
    海飞：这种空间变化，是小说行进过程中的变化。当然空间变化对应的是人物状态的变化。而在《惊蛰》中，我设定的是无论何种场景变化，都让主人公深置于一触即发的危机之中。而不同场景状态下的压力感，会让故事和人物更显丰沛与生动。
    小说除了故事性，还要专注于描写复杂人性
    记者：你曾说想建立一个“谍战之城”或“谍战深海”的概念，从目前的创作来看，上海应该是这个概念中一座重要的城市。
    海飞：上海是一座和杭州太近的城市，在1980年代，有好多年的暑假我在上海度过。我生活在上海杨浦区龙江路75弄12号，那个地域的人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绍兴、宁波，大部分来自江苏北部。我能听懂上海话，也可以用上海话和当地人进行简单的对话。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我所了解的烟火生活，只是上海特别浅表的一面。我经常骑自行车穿过外白渡桥，然后让自己站在外滩边上，像是去视察一样，呆呆地看那些江面上的轮船。
    回忆起在上海逗留过的童年，我始终有一种无法出戏的情感。当我在三维电子地图查到曾经生活过的龙江路75弄早就成了一片林立的高楼时，我不愿意站在高楼的面前，甚至觉得自己像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浪汉。所以我要做一些补偿，要把上海写进我的故事里，做一次文艺创作上的主宰。
    我喜欢《上海滩》的歌词，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浪奔浪流里，我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年代，是一个漂浮着的年代，也是上海的“孤岛”时期。我觉得那时候的人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场电影。
    说到“谍战之城”，则是我想把重庆、上海、哈尔滨、天津、南京等城市，各做一个谍战剧，建立谍战谱系。“谍战深海”的概念更为庞大，我想把每一部创作的谍战小说或谍战剧中人物，固定下来，这些人物可以任意出现在二战时期上海的谍战故事中，可以是主角也可以是配角。以此日积月累，上海谍战的构架愈加庞大，而纹丝不乱。我把这称之为“谍战深海”系列。
    记者：你说过“谍战小说的人物的情感必须是加热的，我试图以火热的情感表达弥补现代人的一些情感缺失”，这可看做谍战小说现实意义之一种。
    海飞：在我眼里谍战不是写谍，而是在写人丰富的内心。其实，传奇也不是写传奇。所有的小说与影视作品，其实都是在写人丰富的内心，不然也不可能被读者和观众所接受。我觉得自从有了人类，那些爱恨情仇就一直在生长和延续着，从未改变。包括世俗功利，包括迎来送往，包括爱恨情仇。我一直认为，人生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限而且短暂的，所以我们期待各种事件的发生，然后经历。这和许多人渴望旅游没什么两样，四处奔走是因为我们其实从来都不可能有来生。正因为人有许多的欲望，所以人的内心会越来越丰富。我自己对复杂人性的探究，就有一种固执的疯狂和兴奋的迷恋。
    保持一颗纯文学写作的心
    记者：除了作家，你也是编剧，小说和剧本创作都属于文学创作，但两者存在的区别也势必相互影响，剧本思维对纯文学写作是否存在“伤害”，如何跳出这种“伤害”？你怎样平衡这两种创作思维？
    海飞：我是写小说出身，并且十分爱好写小说。常常我沉浸在小说语言的细腻和粗犷中，感谢这个世界到底还有一个能叫我自由驰骋的天地。在写剧本以前我就写过大量的小说，我想我会继续，在我眼里，好的小说是可以跨越年代和生死的，经得起回望和把玩。并且，写小说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剧本创作做准备，而写剧本，也是为了给写小说做经验的积累，教我做一个更好的说书人。
    写剧本时造就的浮躁心态会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质量。剧本写作有时确实会“把笔写坏”。以《麻雀》为例，原作写了一个中篇，但实际上，这可以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构架。尽管文字上还能做到文学味道颇浓，但这实际上已经对“小说创作”造成了损害。
    所以，我一直对这种浮躁的心态很警惕。我在开写小说前，会有一个清空“剧本意识”的过程，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入定一样，进入到小说的核心中去。其实“重归小说”没有那么艰难，如同一个老理发师，多年不给人理发，拿起剪刀也未必手生。重要的是，老理发师的主观上是不是想拿起这把剪刀。
    记者：“故事”是谍战剧的核心，也是很多艺术创作的核心。你多次提到讲述“中国故事”，针对如何讲述好中国故事，能否谈谈你的想法？
    海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和如何写好小说，或者如何经好商，如何画好画，如何练好琴，如何出人头地等种种正面的向上的目标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没有正解的答案。我只想说的是，我们许多小说家，包括我自己在内，忽略了故事的重要性，或者是欠缺了讲好故事的能力。至少有一个方法，是沉淀、积累、蓄养故事。
    我自己习惯“养故事”。我养故事和酿酒没有两样，一定的时间内，这些故事会发酵，成熟，饱满。我为每一个故事建立一个文件夹，不停地添加我认为有用的资料，然后找合适的时间筛选故事，把没有新意的故事去掉。我一直以为，好故事是靠养出来的，在我的创作经验中，凡是匆匆上马迅速编迅速拍迅速发行的故事，都会显得生涩而且不接地气。而养久的故事，一定是酣畅淋漓，充满张力和生命力的。
    有时候我会选择用小说来“养故事”。我创作了《向延安》《捕风者》《回家》《我叫陈美丽》《麻雀》《往事纷至沓来》等长、中篇小说，这些小说都在陆续地被一些合作公司改编为影视剧甚至话剧。同时我自己也在当编剧。我觉得这两种方法，可以让我想要呈现给读者和观众的故事，最大程度地呈现和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