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幼时的邻居，后来娶了个不名誉的女人，好吃懒做，他自己也渐渐消极堕落下去，沉迷于赌博。待他的儿子慢慢长大，又是一副乃父年轻时的模样。行文至此，杨遥说，“这时鲁迅笔下的闰土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鲁迅似乎并不是他时常言及的作家，闰土的形象与他这个邻居亦不尽相同，不过从这则小小的故事，可见出他思虑之一斑。我在读杨遥作品时，亦可间或隐约感受到一缕鲁迅等知识人还乡时的所思所想。杨遥注目于一个个人，他的笔触在乡土之内，又在乡土之外，有一种深情，又有一种冷峻。新作《补天余》便是这样的作品。
    小说的主人公名叫王二（一个可堪互文而又甚为俗常的名字），对石头的迷恋塑造着他的生活。杨遥不少文本的指向，可以归入古人千百年来不断言说的“行路难”，抑或现代人所关切的“生存困境”。不同在于，他笔下的人物往往不是高声的呼告者、慨叹者，也不是简单的随波逐流者或不可救药者，他们踟蹰、漂泊、挣扎，他们有所不甘，又有所领受，尤为动人的是其间的跌宕与未明，这是属于虚构人物的未明，许多时候也是作者自身的未明。王二喜爱石头，有所研究并花费心血经营，却并未因此而得到响亮的声名或可观的收益。他在世俗中的位置很不乐观，小说尾声，老人摇着头对“我”说，“农民不好好种地，折腾什么石头？你去学校背后找找他，给人家当小工呢，这么大的年纪了！”前句是对王二身份以及人生价值的反问，判断已在其中。后句是对王二生活现状的交代，结尾处的一幕印证了此言不虚。
    在奇石收藏方面，“我”算是他的半个知音（这也许比真正的知音更像生活本身，有美好与善意，有严酷与疏离），“我”由他而入门，渐渐有了自己的判断，信任他而又不无保留。王二把自己所看重的“雄鹰”给了“我”，“我”有些偶然地参加奇石展，这个雄鹰斩获金奖，被人以重金收藏。就是这样，生活之前景，眼力之可能，充满了未知与未明。没人说得清命运之流的方向，王二在人们的注视下，“抬起头来望了望前方，又低下去用力去拉（车）。”
    杨遥并未把王二塑造成天字头一号的石痴，但他又有着自己的执迷与付出。他比很多人都要特立，但又仅仅是特立一点（某种意义上，这种有些另类、有些艺术性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对他自己的回报）。
    杨遥在一篇小说里曾有言，“生活像钉子一样把我钉在一个地方”，其实，无论你安分与否，又抑或是为了某种东西而踽踽独行，生活都是一颗自无尽虚空中升起的钉子，具有巨大的吸着力，将你囿于或大或小的时空，向你索取能量，索取才情，索取爱与死！那五彩斑斓的梦想以及几乎所有曼妙的精神旨归，亦均不在这颗钉子之外。
    《二弟的碉堡》《张晓薇，我爱你》《在圆明园做渔夫》《硬起来的刀子》《留下卡卡，他走了》……就题目和内容而言，杨遥的作品不太用“旧典”，更多是与时代新风新表达相往还，于是，《补天余》在其创作序列中显得不太一般。小说的名字在变，意蕴在变，但是这个故事似乎还不足以将“补天余”的历史感与精神性牢牢撑起，准确而言是因为笔下人物的性情和时代的激流，并未充分而深切地融入叙事（作者试图引入），尤其后者还只是一种远景和背景，其间的张力未及彰显。他目前还是更善于将大的事件或存在化作背景与氛围。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风从南方来》，其中涉及金融危机，“中央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扩大内需”，但主要还是以一种宽泛的现实因素出现，而非一种直面，未令笔下人物深度浸染其间。
    杨遥至今的创作主要体现于中短篇，《补天余》可以算是一个样本。作为一个“形而下”的执迷者，他在《补天余》里对多种石头给出自己的考究，不过更多还是停留在“像”与“不像”之上（通篇七十五处出现“像”字），虽也提到不少相关知识，但并未更多地书写石头与王二，亦即石头与人乃至世界多维度的碰撞，那也是灵魂与世界的碰撞，这不能不说有所遗憾。作者在此短篇中写到奇石收藏与交易方面的商业规则以及形态的演进，收藏奇石也无法仅仅依凭对石头的爱好和洞见便万事大吉，还需要对商业的敏感与正视，对收藏以及相关领域的研判。在这方面，作者未能较有力地展开，便也未能更好地激发出王二在此方面的能量，以及这个故事更多的可能。
    我很欣赏一位看似行文放浪实则亦有着严苛一面的作家所言：“写作的过程中，一个人是在拚命地把未知的那部分自己掏出来。”杨遥是一个内在于生活的书写者，所写多为寻常人物，而在平实如水的叙述之中，不时能凌空一跃，弥足珍贵。这已是一个较为成熟而笃定的小说家，不过创作是一个不断打开自己的过程，对于未知、未明以及世界的发掘，总是诱惑，总是考验。
    如何让笔下人物的匮乏与时代的匮乏相互辨认，在人物的身上克服时代的匮乏，进而行向自我以及时代精神的更深处，这是有志者的要务。这是一颗不断升起的“钉子”，也是一种根基或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