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曾获“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奖、花城文学奖，著有小说《获救者》《内脸》《生活课》等。
    好的中国故事一定是创造性的，它在寻找一种有力的艺术形式。而这个创造性的出路，我认为在于立心与立人。
    我从来不会反感“现实主义”这个说法，尽管我的写作常常被认为是有点儿“现代主义”的，但很显然，“现实”比“现代”的覆盖面更广、内涵更深厚。“现实”也许可以拆解成两层意思，现在、此刻的即时性，以及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规律。那么“现实主义”的写作便是着力于抵达此时此刻的事物本身，具有相当的现象学味道。但是，抵达的曲折过程、主观的局限理解以及世界本身的变动不居，都让现实不是不言自明的。否则便不会有“启蒙”，这个词的本意就是照亮。
    法国学者罗杰·加洛蒂在他的名著《无边的现实主义》里论述了卡夫卡、圣-琼·佩斯、毕加索三个人的艺术，从小说、诗歌、绘画三个角度对现实主义进行了深入思考，或者说，在现代主义作品里边指认出了现实主义的强大存在。不过，这样一来，也带来了一个疑问，那就是现实主义变得无边之后，这个概念面临着失去界定的风险。没有界定，意义像水雾般弥漫而起，不见踪迹。
    现实主义，还是需要一个界定。
    “现实”呈现出一种流动性，在社会学意义上是分层的。而且，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根据每个个体的社会身份、境遇乃至性别、性情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我想，与“现实”相对应的词是“时代”，“时代”可以视为一种总体性的现实状况，这是由每个个体现实汇集而成的一种倾向。故而，我认为作家的工作便是深入体悟个体的现实，然后以写作的方式把握一个时代的现实状况与倾向。这便是我理解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的内核其实是一种个人与时代的深层关系。
    在这个时代，信息非常发达，社会结构也相对稳固，人的经验是特别容易雷同的。那么我想一种能打动人的写作，就不仅仅要呈现经验，还要反思经验、穿透经验，才能让作品获得照亮的能力。这就需要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彼此介入、血肉相搏的写作方式，思想诞生在这样的辩论当中，像是光束探进了黑暗，事物不仅获得了形状和颜色，世界也由此有了维度与景深。这便是写作的深度现实主义。
    面对过去的维度，写作的“深度现实主义”应该步入“历史化的个人写作”。这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不同，它并不回避公共领域的事物，甚至不回避历史的总体叙事，而是凭依前辈作家积累并修复起来的个人体验去重新进入历史。进入历史，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书写历史题材，而是意味着将自身获取的个人经验置放进历史与文化的现场中去辨析、理解和自省。记忆、建构与心灵，是这个过程的关键词。因此，我尝试写了中篇小说《多普勒效应》，探讨了与之有关的隐秘世界。
    面对此刻的维度，我们应该直面我们的现实处境与具体语境，回应“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个问题。当今时代，全球文化与信息通过经济活动和互联网激烈碰撞、复杂交织在一起，中国作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既要面临这种复杂的处境，又要面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还要建构自身的文化主体性，的的确确是千头万绪，有精彩纷呈，也有迷茫莫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思考“中国故事”，才有了背景与参照。换句话说，我们召唤的“中国故事”是有所指的，而不是说跟中国人、中国文化有关的故事就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是为了回应、回答当代中国人的存在状况。不管是从细微处着手，还是从宏观上把握，只要能深度介入到人的存在状况当中，便有可能成为好的中国故事。因此，好的中国故事一定是创造性的，它在寻找一种有力的艺术形式。而这个创造性的出路，我认为在于立心与立人。我们在中国故事里，根本的渴望是寻找、发现和看到当今中国人心灵的幽微之处，辨认出我们自己的模样。今年我出版了小说集《生活课》，收录了近年来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小说，尤其是与广州、深圳这样的巨型都市有关的小说，便是努力去寻找、发现那些正在逐渐生成的一些关乎心灵的中国经验。
    面对未来的维度，我们意识到未来不再停留在幻想的层面，而是现实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像今天一样对未来做出各种设想，这种设想不是一种浪漫的幻想，大多是基于当前的科学认知。而且，随着电影、VR等技术的发展，让“未来”非常逼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时常已经忘记了那个真实的自我，而把情感投射出去的那个虚拟对象当成了自我。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那些怒吼庞大的机器让我们望而生畏。而如今，小巧玲珑的手机、电脑随着手指的轻抚变幻着纷繁的页面，我们已经没有多少人会去惊讶地追问：这是怎么做到的？这种技术的原理是什么？这种技术就是这么默默无闻地构成了我们的现实本身对于这种现实的拷问与思辨，恐怕是一个作家必须面对的课题。
    因此，我对李敬泽先生的这句话很有共鸣：“我们的现实不仅包含和沉淀着过去——对此我们有比较充分的准备，但是好像人们忽然意识到，我们的现实同时经受着未来的侵袭，未来不再是时间之线的另一端，未来就是现在。”
    未来就是现在。因此我写了科幻小说《后生命》，将生命的局限性推向极致。用一个宇宙级别的尺度审视人，不仅会像我们常常感慨的“人是多么渺小”，而且一定会更加强烈地发现人的伟大。这种伟大几乎有一种令人战栗的美。
    现实主义一定是关乎人的存在的，与文学的创造息息相关。写作的致命诱惑便是让人突破时间的线性制约，以意义生成的方式去安排世界的不同部分，逼近一种终极的自由。我对此一直感到惶恐不安，并暗自兴奋。我喜欢将个人渺小的写作与重大的意义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公认，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从来都是以叙事开始，以叙事导向意义的目的与终点。没有对现实的叙事，我们对于自身的生存图景便会失去清晰的判断。小说家面对世界的时候，特别像盲人摸象，他以虚构和叙事来构造一个“摸象”的动态意象，他与那些经常宣称摸到了腿、摸到了尾巴、摸到了鼻子的专家不同，他永远处在不确定的犹疑之中，他看上去似乎没那么自信，但他总是妄图用流动的叙事勾勒出大象的全部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