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偶然看《红楼梦》，有一段话，现在拿来做我讲这问题的开始。
    林黛玉讲到陆放翁的两句诗：
    重帘不卷留香久，
    古砚微凹聚墨多。
    有个丫鬟很喜欢这一联，去问林黛玉。黛玉说：“这种诗千万不能学，学作这样的诗，你就不会作诗了。”下面，她告诉那丫鬟学诗的方法。她说：“你应当读王摩诘、杜甫、李白跟陶渊明的诗。每一家读几十首，或是一两百首。得了了解以后，就会懂得作诗了。”
    这一段话讲得很有意思。
    我先拿黛玉所举的三个人，王维、杜甫、李白来说，他们恰巧代表了三种性格，也代表了三派学问。王维是释，是禅宗。李白是道，是老庄。杜甫是儒，是孔孟。《红楼梦》作者，或是抄袭王渔洋以“摩诘为诗佛，太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的说法罢。
    王摩诘的诗极富禅味。禅宗常讲“无我、无住、无着”。后来人论诗，主张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作诗怎能不著一字，又怎能不著一字而尽得风流呢？
    我们可选摩诘一联句来作例。这一联是大家都喜欢的：
    雨中山果落，
    灯下草虫鸣。
    在深山里有一所屋，有人在此屋中坐，晚上下了雨，听到窗外树上果给雨一打，朴朴地掉下。草里很多的虫，都在雨下叫。那人呢？就在屋里雨中灯下，听到外面山果落，草虫鸣，当然还夹着雨声。这样一个境，有情有景，是活泼泼的了。
    这一联中，重要字面在“落”字和“鸣”字。在这两字中透露出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气息来。大概是秋天吧，所以山中果子都熟了。给雨一打，禁不起在那里朴朴地掉下。草虫在秋天正是得时，都在那里叫。这声音和景物都跑进到这屋里人的视听感觉中。那坐在屋里的这个人，他这时顿然感到此生命，而同时又感到此凄凉。生命表现在山果草虫身上，凄凉则是在夜静的雨声中。
    我们请问当时作这诗的人，他碰到那种境界，他心上感觉到些什么呢？我们如此一想，就懂得“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的涵义了。正因他所感觉的没讲出来，这是一种意境。而妙在他不讲，他只把这一外境放在前边给你看，好让读者自己去领略。若使接着在下面再发挥了一段哲学理论，或是人生观，或是什么杂感之类，那么这首诗就减了价值，诗味淡了，诗格也低了。
    但我们看到这两句诗，我们总要问，这在作者心上究竟感觉了些什么呢？我们也会因读了这两句诗，在自己心上，也感觉出了在这两句诗中所涵的意义。这是一种设身处地之体悟。也就是所谓的“欣赏”。
    钱穆先生及其手迹
    在我看来，文学表达到最好的一步，就是通过文字，让读者们不由得不即景生情，或说是情景交融，不觉有情而情自在。而这一个情，在诗中最好是不拿出来更好些。比如，唐诗中最为人传诵的句子：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这里面重要的在“欲断魂”三字。由这三字，才生出下面“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两句来。但这首诗的好处，则好在不讲出“欲断魂”三字的涵义，且教读者自加体会。
    又如另外一首诗：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一诗，最重要的是“对愁眠”三字中一“愁”字。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天色已经亮了，而他尚未睡着，于是他听到姑苏城外寒山寺那里的打钟声，从夜半直听到天亮。为何他如此般不能睡，正为他有愁。试问他愁的究竟是些什么？他诗中可不曾讲出来。
    这样子作诗，就是后来司空图《诗品》中所说的“羚羊挂角”。这是形容作诗如羚羊般把角挂在树上，而羚羊的身体则是凌空的，那诗中人也恰是如此凌空，无住、无着。断魂中，愁中，都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如凌空不着地，有情却似还无情。可是上引摩诘诗就更高了，因他连“断魂”字“愁”字都没有，所以他的诗，就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杜甫的诗，与王维的诗又不同。
    杜工部诗最伟大之处，在于他能拿他一生实际生活都写进诗里去。中国人能把作家自身真实人生放进他作品里，这在西方便少。西方人作小说剧本，只是描写着外面。中国文学主要在把自己全部人生能融入其作品中，这就是杜诗伟大的地方。
    刚才讲过，照佛家讲法，最好是不著一字，自然也不该把自己放进去，才是最高境界。而杜诗却把自己全部一生都放进了，并且是杜工部所放进诗中去的，只是他日常的人生，平平淡淡，似乎没有讲到什么大道理。
    他把从开元到天宝，直到后来唐代中兴，他的生活的片段，几十年来关于他个人，他家庭，以及他当时的社会国家，一切与他有关的，都放进诗中去了，所以后人又称他的诗为诗史。
    其实杜工部诗还是不著一字的。他那忠君爱国的人格，在他诗里，实也没有讲，只是讲家常。他的诗，就高明在这里。我们读他的诗，无形中就会受到他极高人格的感召。正为他不讲忠孝，不讲道德，只把他日常人生放进诗去，而却没有一句不是忠孝，不是道德，不是儒家人生理想最高的境界。
    倘若杜诗背后没有杜工部这一人，这些诗也就没有价值了。倘若杜工部急于要表现他自己，只顾讲儒道，讲忠孝，来表现他自己是怎样一个有大道理的人，那么这人还是个俗人，而这些诗也就不得算是上乘极品的好诗了。所以杜诗的高境界，还是在他不著一字的妙处上。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白乐天的诗。乐天诗挑出来看，亦有长处。但他晚年住在洛阳，一天到晚自己说：“舒服啊！开心啊！我不想再做官啊。”这样的诗一气读来，便无趣味了。这样的境界，无论是诗，无论是人生，绝不是我们所谓的最高境界。
    回过头来再看杜工部，年轻时跑到长安，饱看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况，像他在《丽人行》里透露他看到当时内廷生活的荒淫，如此以下，他一直奔波流离，至死为止，遂使他的诗真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
    从前人说：“诗穷而后工”。穷便是穷在这个人。当知穷不真是前面没有路。要在他前面有路不肯走，硬要走那穷的路，这条路看似崎岖，却实在是大道，如此般的穷，才始有价值。
    钱穆先生在授课中
    由于上面所说，我认为，若讲中国文化，讲思想与哲学，有些处不如讲文学更好些。在中国文学中也已包括了儒道佛诸派思想，而且连作家的全人格都在里边了。某一作家，或崇儒，或尚道，或信佛，他把他的学问和性情，真实融人人生，然后在他作品里，把他全部人生琐细详尽地写出来。这样便使我们读一个作家的全集，等于读一部传记或小说，或是一部活的电影或戏剧。他的一生，一幕幕地表现在诗里。我们能这样地读他们的诗，才是最有趣味的。
    文学和理学不同。理学家讲的是人生哲理，但他们的真实人生，不能像文学家般显示得真切。理学家教人，好像是父亲兄长站在你旁对你讲。
    论其效果，有时还不如一个要好朋友，可以同你一路玩耍的，反而对你影响大。因此父兄教子弟，最好能介绍他交一个年龄差不多的好朋友。文学对我们最亲切，正是我们每一人生中的好朋友。正因文学背后，一定有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一佛家，或道家，或儒家。
    而我们学着创作作文、作诗，先要有了情趣意境才好。就好比作画，如果尽临人家的画，是临不出好画来。尽看山水，也看不出其中有画。最高的还是在你个人的内心境界。
    例如倪云林，是一位了不得的画家。他一生达到他画的最高境界时，是在他离家以后。他是个大富人，古董古玩，家里弄得很讲究。后来看天下要乱了，那是元末的时候，他决心离开家，去在太湖边住。这样过了二十多年。
    他这么一个大富人，顿然家都不要，这时他的画才真好了。他所画，似乎谁都可以学。几棵树，一带远山，一弯水，一个牛亭，就是这几笔，可是别人总是学不到。没有他胸襟，怎能有他笔墨！这笔墨须是从胸襟中来。
    我们学做文章，读一家作品，也该从他笔墨去了解他胸襟。我们不必要想自己成个文学家，只要能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较高的人生，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
    比方说，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
    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有些境，根本非我所能有，但诗中有，读到他的诗，我心就如跑进另一境界去。
    文化定要从全部人生来讲。所以我说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但我们只该喜欢文学就够了，不必定要自己去做一文学家。不要空想必做一诗人，诗应是到了非写不可时才该写。若内心不觉有这要求，能读人家诗就很够。
    我们不必每人自己要做一个文学家，可是不能不懂文学，不通文学，那总是一大缺憾。这一缺憾，似乎比不懂历史，不懂哲学还更大。
    想到中国的将来，我总觉得我们每个人先要有个安身立命的所在。有了精神力量，才能担负重大的使命。这个精神力量在哪里？灌进新血，最好莫过于文学。
    民初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学以来，老要在旧文学里找毛病，毛病哪里会找不到？像我们刚才所说，《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找到了陆放翁诗的毛病。指摘一首诗一首词，说它无病呻吟。但不是古诗同全是无病呻吟的。说不用典故，举出几个用典用得极坏的例给你看。
    可是一部杜工部诗，哪一句没有典？无一字无来历，却不能说他错。若专讲毛病，中国目前文化有病，文学也有病，这不错。可是总要找到文化文学的生命在哪里。这里面定有个生命。没有生命，怎么能四五千年到今天？
    所以，中国人学文学，其实是学做人一条径直的大道。中国古人曾说“诗言志”，此是说诗是讲我们心里东西的，若心里龌龊，怎能作出干净的诗，心里卑鄙，怎能作出光明的诗。所以学诗便会使人走上人生另一境界去。
    正因文学是人生最亲切的东西，而中国文学又是最真实的人生写照，所以学诗就成为学做人的一条径直大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