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小说家，曾获朱自清散文奖、孙犁散文奖、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著有小说《旧宫殿》《血朝廷》，散文《纸天堂》《故宫的隐秘角落》等。
    我的写作，依托于一个强大的时代。或许，只有在活跃、律动的时代，才能实现和历史真正的对话。
    从《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到《在故宫寻找苏东坡》，我五年中出版了三部有关故宫题材的作品，若从《旧宫殿》算起，则写了十几年，算是写故宫的“专业户”了。其实故宫对我，不只是一个写作区域，更是我观察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没有人数过，故宫究竟有多少座门，在我眼中，每扇门都是指向历史的，背后藏着通向历史的秘径。
    我该怎样去写历史呢？有一句已经被说滥了的话，叫“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意在强调，所谓的历史，都存在于当下；没有当前的生命承载，就没有过去的历史。于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构成了某种对应式的镜像关系，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反之亦然。所以我们才会去“以史为鉴”，把历史当作认识现实的工具。“鉴”是一个盛水的盘子，在镜子发明以前，人用它来照见自我。我相信在古与今之间，确乎可以找到一种对应关系，但把历史当作工具，固然不错，却还不够，有些把历史的价值简单化了。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事实，与现实都可以形成点对点的对应关系，比如我，可以和历史中的那个人对应呢？那些对应不上的，岂不就过期作废了？
    比起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更信服卡尔的一句话，即“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问答交流”，十几年前写《辽宁大历史》，我把这句话放在卷首作为题记。
    现在与过去、现实与历史，更像是对话式的关系，不只互相鉴照，而且互相渗透、互相构建。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历史可以被不断挖掘和再理解，历史也可以参与到再造现实的进程中。
    于是有了两种绝然不同的历史写作：“眏照”式的历史写作和“互动”式的历史写作。对前一种写作，我并不排斥，我自己写历史，也试图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到某种契合点，但是这种写作很容易从概念出发，“按图索骥”，而丧失了历史的鲜活性，忽略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深厚、多元。
    历史不只是一个盛水的盘子，它更是一片海，表面上看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却包罗万象。一个历史的工具论者，就像一个渔夫，或者一个海洋捕捞工作者，在大海里取其所需，而一个“互动”关系的建构者，却是一个潜水员，甚至是一只海洋生物，在大海里生存，他是体魄，被海洋所塑形，每时每刻，都可体会到大海的波澜壮阔、急浪暗流。
    我写王羲之、李白、苏东坡，很难说包含了多少现实的用心。落笔时，他们就坐在我的对面。在他们身后，是他们各自生活的时代，辽阔幽远、诡谲迷离。我只是想了解他们，并在他们的引导下，看清他们生活的时代。
    在我心里，他们是与他们的时代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各自时代的象征。我把自己的写作，当作与他们的一次交谈。我相信这种交谈，不只是个人之间的秘语，而是不同时代之间的互动。当然以我的浅陋，并不具备与他们“对话”的资格。因此我没有用“对话”这个词，而是说“交谈”。我相信这样的“交谈”（也就是卡尔所说的“问答交流”），不需要声名、职称作为前提。我深知这些古代圣贤，不只有非凡的才华，还有一颗平凡的心，他一定会同意与我进行这样的交流。
    时间掩盖了太多的事物，他那个时代，有太多事物是我不懂的。但不懂它们，就无法理解这些大师。我坚持书写那些遥远的时代，是因为我相信这样的“问答交流”，可以让往昔的精彩与浩荡在交谈中一点点被“唤醒”，让那些重新燃起的光芒照亮我今世的命途。
    这写作，或曰交流对话，不仅让我看到他们置身的那个时代，感受到他们内在精神的强大，更对我（我相信也对所有人）构成一种滋养。这滋养，不是心灵的鸡汤，也不只是艺术史的启蒙，而是一种全面的人格塑形。它有时不是那么直接、立竿见影、可量化，而如阳光雨露，润物无声，有如至爱亲朋，在时间中相濡以沫。
    假如说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那就是我的写作，依托于一个强大的时代。或许，只有在活跃、律动的时代，才能实现和历史真正的对话。倘在20世纪70年代（1978年以前），这些历史人物断然不会进入一个写作者的法眼，即使写了，也必是僵化的，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富于魅力（连清华附小的小朋友们都交出了一份有关苏东坡的答卷，惊艳微信朋友圈，课题研究水平，足以让许多硕士博士自叹弗如）。
    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学，是在一个在越来越开放的背景下展开的。历史上的中国，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全方位地拥抱世界。这也为我们感受和书写历史拉开了一个宽幅，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环境。人们常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一个有趣的、富于想象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每一项发明（比如被评为中国“新四大发明”的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都与想象力有关。在这样一种时代格局下回望历史，历史也才会显露出它的可爱与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