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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济先生(1909~2010)是中国现代语音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编纂出版一套《学问有道》丛书，内容是请社科院的学部委员谈人生和治学经验。借此机会，我有幸对吴宗济先生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  2007年吴宗济先生接受李爱军访谈 李爱军：请您先介绍一下您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吧。 吴先生：好吧。我的父亲就是电视剧《慈禧西行》里张国立演的那个县太爷的原型，叫吴永，后来做了山东的道台，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专区领导。 我的家庭是个地道的“封建”家庭，我算是个清末的“遗少”吧，但我到了民国才就学，所以从启蒙到读书的过程是要比较复杂些。我在青少年时期，还谈不上什么“治学”，先谈一下“读书求学”的经过。由于我从小到大，跟过三位不同身份的私塾老师，进过两所体制不同的中学，两所学风不同的大学，我受到的教育就比较多样化。辛亥革命前三年，我出生于山东济宁，民国后到烟台。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还很守旧，我三岁由母亲教识字。那时每天的来客和请见我父亲的人很多，都有名片，都送到内宅交给我母亲，母亲把它剪成两片，翻过来写一个字，就成了我认字的“方块字”。我还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记得第一课是，“人、手、足、刀、尺”。我六岁入家塾，先后同学的是我哥哥和两个妹妹。还有一两个亲友的孩子。第一位启蒙老师是前清的举人。我们先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小儿语》，再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左传》，还选读了《尚书》和《礼记》。每天所读的都得死背，每十天还要从头全背，叫做“回书”，背不出就挨板子。第二位是中年的新派老师，读《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同时还教《笔算数学》，这本书从“四则”到“开平方”，数字和算式还都是按直行写的。那时的学算全用算盘，这“笔算”教材是最新派的了。同时还请了一位女英文教师，读的是英国儿童课本。记得第一课是：“See the bird， I see the bird.”当时的形势不能不读“洋学堂”了，我小学没有毕业，就进了上海南洋中学的“补习科”，一年后就升了初中。读了两年，家庭迁往北京，就转读北京的成达学校。那是徐树铮办的一所培育军官的学校，收的学生多半是军政界的子弟。每天有五六小时的正规上操军训，外加十八般武术，我练的是九节鞭。学生全部住校，生活要求非常严，功课也极严格。我为了争取高分，经常开夜车。结果每学期考试都得第一，健康则受了影响。成达是四年制的旧制中学，毕业后不能直接考大学，我又进天津南开大学的预科，本该读两年，但我只读了一年，1928年就考入了清华大学。 李爱军：您从小就接触了中西两种文化，文理都有所涉猎。听说您上清华后还转过系，休过学，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语音学的呢？ 吴先生：我在清华先读市政工程系，系主任是施嘉炀先生。一年后该系停办，我改读化学，次年因神经衰弱及肺病，就休学了两年。我病愈复学后，因数学吃力，就转读中国文学系。当时清华的“国学研究所”已结束，但名师还不少。朱自清先生是系主任，国学大师有杨树达、俞平伯、刘盼遂、闻一多诸先生。我喜欢写点旧体诗词，在毕业前一年，看到有罗常培先生的《中国音韵沿革》的选修课，以为这会对作诗词有用，就选读了它。罗先生是北大的教授，来清华兼课，只教了一学期，下学期就由刚从巴黎回国的王力先生教普通语音学。1934年我在清华毕业，这中间因为转过两次系，所以六年才毕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