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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人 李蓝，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副会长。从事汉语方言调查研究。论著《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200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2005年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 1.徐睿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您是如何走上方言研究道路的？您跟随的导师都是汉语语言学界的大家，他们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李蓝：我走上方言研究道路，真的是纯属偶然。因为地处偏远，虽然从小就说方言，却不知道世界上有方言学科。本人自小就是爱好文学和音乐，考研的第一目标校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直到准备考研究生，查招生目录时才知道居然有“现代汉语方言”这样的专业。一好奇，一不小心，再经我大学老师周复纲教授的介绍，就考到山东大学去了。考到山东大学后，在钱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学习，实习，实地调查，后来就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可以四处调查、有点流浪性的专业。 山东大学钱曾怡教授是我的硕士导师。钱老师循循善诱，把我引入方言学和音韵学门庭。李荣先生和熊正辉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三年的博士学习，让我知道了汉语方言学的博大精深，以及一切学问的学无止境。丁邦新先生是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从丁先生那里我体会到，做学问，讨论学术问题，要就事论事；为人处事，要理解人情世故，在保持学术、道德、人格底线的情况下尽量变通和宽容。 2.徐睿渊：您的“主业”是汉语方言学和音韵学，但您设计了音标符号输入法，后又主持开发方言调查应用软件。您觉得从事汉语方言研究，需要有什么样的知识结构？ 李蓝：从事汉语方言研究，其实不只是方言研究，从事所有的科学研究，首先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在今天这个知识经济、信息爆炸的时代，一定要善于重组知识，勤于学习新知识，在知识结构上一定要与时俱进。 3.徐睿渊：您是院创新工程“中国重点方言区域示范性调查研究”的首席研究员，近几年来带领团队完成了甘肃全省81个县市级行政单位、87个调查点的调查任务，推动该项目北片甘肃省的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西北方言的？做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李蓝：设计“中国重点方言区域示范性调查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湖南、广西、广东三省区交界地带，是中国方言最复杂的地区之一，方言调查的难度很大。我多次调查过这一带的方言，对此有深切感受。这一带方言变得这样复杂，可能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处的平话土话早先应有共同来源，但在失去核心城市后，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行政区划割裂，各地方言自行发展，结果导致这些方言之间通话程度低，方言面貌差别很大。现在来调查研究这些方言，其语言共性在似有若无之间，很难概括出来。 第二，语言环境复杂。这个地方本来就有多种民族语言，西南官话、粤语、客家话先后进入这一地区后，这些复杂的语言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平话土话的分裂和变化。如果有一批布点科学合理，调查材料基本统一、调查水平接近的学术成果，这样就可以为这一带方言的比较研究提供可信、可靠的调查材料，取得一些学术突破。 我原来和学术界一样，对甘肃方言不大了解，模糊觉得可能和陕西关中一带的方言差不多。因在西北师范大学主持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发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语音现象，才意识到甘肃方言也是比较复杂的。从方言调查的情况看，整个大西北地区，新疆、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至今仍无一本类似《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那样调查到每一个县的调查材料。从方言的历史文化价值看，甘肃方言是敦煌文献和河西宝卷的基础方言，是东干语最重要的源方言；千百年来，河西走廊，陇南地区又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民族走廊和文化交流通道，汉语与其它民族语言发生了普遍而深刻的接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甘肃方言的调查研究又具有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和文化力量意义。因此，甘肃方言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甘肃方言调查进展比较顺利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有统一设计的调查计划；二是有一个团结、合作又高效的调查团队；三是使用了计算机软件和最新的方言调查方法。 甘肃方言调查是一次具有全面创新意义的调查，是汉语方言调查史上首次全计算机操作、全软件控制、全部调查材料都录音、全部录音都和记音材料有对应关系、所有调查材料都可根据录音重新听写的调查。甘肃方言调查的经验证明，用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来调查方言、记录方言、研究方言，其高效率、可验证、可重新记音，可以自动排同音字表、自动做古今语音对比、自动生成音节表，尤其是可以重新记音这一项，是手写笔记的传统调查方式难以比拟的。 4.徐睿渊：2015年，您主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辑录及数字化工程”。这个项目可以说是集文献、方言和计算机数据库于一体，工作量很大。您是怎么想到做这个项目的呢？ 李蓝：地方志是中国最为重要、最有特色的文化资源之一。明清时期的学者在研读古籍时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地方志中的方言材料，以达到以今证古、以今训古的目的。1960-1970年代，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教授以一己之力，辑录了他在日本查阅到的方言资料，整理出版了九卷册《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这些珍贵资料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方言》杂志1980年第3期全文登载了《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的总目录，随后李荣先生组建了研究团队，打算以波多野太郎教授辑录的材料为基础，扩大地方志的辑录范围，重新整理出版这套方言资料。后来因忙于“中国语言地图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等重大项目，加之李荣先生身体欠安，这个项目就被耽误了。后来周磊接着做这个项目，打算将原有的复印资料全部转写成可编辑的文本并做成语料库，但也没有完成。这两个项目我都参加了一些工作。因此，对于我来说，也可算是接续前辈学者的未竟之业。 现在做这个项目有一些有利条件。最重要的一点是国家的古籍现代化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国家图书馆已把馆藏6000余种地方志全部扫描成PDF文件。因此，绝大多数方言资料辑录工作都可在北京完成，并可得到高质量的扫描文件，在这种情况下，波多野太郎原来的复印资料就可以不用了。此外，我们的项目团队中有语料库和地理信息系统的专家，本人对语料库技术、地理信息系统也比较熟悉，这样就可以在辑录完方言资料后，将其转录为文本文件，设计标注集，制作语料库，最后做成一个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展开、查看、查询的工作界面。 这个项目完成后，使用者只要点点鼠标，就可以得到想查询的资料，并可观察和分析这些资料在地理上的空间分布情况。 5.徐睿渊：您在学生培养方面有什么感想呢？ 李蓝：我的学生培养理念是因材施教，顺其自然，助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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