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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蓝生先生《〈近代汉语词典〉序言》一文发表于《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辑（商务印书馆2016出版）。现将文中“后记”迻录如下，以纪念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研究员白维国先生逝世一周年。 这部收词7000余条，总字数超过900万字的《近代汉语词典》耗时18年光阴，总算要杀青面世了！编词典难，编这部工程浩大的、以口语词为主的历时词典更是不易。其中甘苦，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难为他人道也！ 1997年，我和白维国共同发起组织编写这部词典，我们一起商定了这部词典的宗旨、特色和主要体例，并约请有关专家参加。但两年后我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没有精力承担具体编写工作；2002年以后，这副重担全都落到了维国友的肩上。在漫长的十几年中，他不辞辛劳，不避繁琐，一个词一个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审阅全书，认真复查定稿，不急功近利，不马虎懈怠，词典年复一年缓慢而稳步地向前推进着。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两年前，词典还剩约十分之一没有做完，维国被查出罹患胰腺癌。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表现得出人意料的平静、坦然。他积极治疗，为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将这部词典赶出来；他期望老天再给他五年时间，好让他还清友人的文债和完成另两部著作。但是这点心愿却是一种奢望。癌细胞一点一点吞噬着他的生命，疾病让他疼痛难忍，吃不了饭，睡不好觉，瘦得皮包骨头，连打针都找不到合适的部位。就是这样，他仍每天坚持工作，一丝不苟。听他妻子赵华同志说，他大年三十放化疗结束后出院回家，大年初一、初二就开始工作。有一段时间他食道、胆道堵住，一吃东西就呕吐，他喘口气又坐到电脑前。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他是在用跟病魔赛跑的劲头工作的。 一次我和曹广顺一起去医院探视，赵华同志对我们说，她退休16年，从没有出去旅游过一次，不要说出国游，连所里、院里组织的国内游、市内游都没有参加过，因为白维国总说工作还没有做完，等以后再说。谁料这一等，机会就不再有了。当我们埋怨他：再忙也不至于抽不出一两个星期陪夫人出去旅游一下呀！他低着头说：“我就是上帝派到人间来工作的工蜂。” 他说得平淡，却让听之者震动。确实，维国就是那从不休息、每日忙碌于花间采蜜的“工蜂”。他用“工蜂”自况，说明他甘愿这样做，无怨无悔！凡是对维国有所了解的同事、朋友，无不对他这种执着的事业心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深表感动和敬佩。维国友甘愿奉献的“工蜂”精神和他终日辛劳的“工蜂”形象深深镌刻在我们的脑中，时间再久也抹不去。这部词典浸透着维国的心血，是他熬干生命才最终完成的。而今，当这部词典的出版指日可待之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与其说是喜悦，不如说是沉重。当然，也有欣慰，为维国欣慰。 汪维辉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了本词典的编写工作，在最后阶段又额外承担了一部分撰稿和审定稿工作，出力甚多，为了体现他的劳动和便于今后的修订工作，维国和我诚聘他为本词典的副主编。 上个月惊闻王锳先生病逝，享年82岁。王先生对提高这部词典的质量贡献很大，却未能亲见其面，亲闻墨香，深为先生憾也！ 在维国友患病期间，他的老伴赵华女士不辞辛苦，全心全意地照顾，不放弃，不懈怠，相守相伴，忠贞不渝，至为感人。正如维国所说，他的每一个成果中都有妻子的一半功劳。我们谨向赵华女士表示感谢！ 维国卧病在床，只能由我写了上面的话作为后记。 江蓝生 2015年10月15日 10月23日下午5点多接赵华电话：白维国走了！其实这个消息已在意料之中。四天前去医院探视时，医生告知：就在这几天了。想到维国真地等不到出书的那一天，我心里难过极了。临走时，我久久握着他的手：我知道，这次就是永别了。语言所党委书记吩咐所里宣传维国的高贵品质和优秀事迹，近代汉语室的同人说：维国为汉语词汇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主编的《近代汉语词典》是迄今下功夫最深、质量最好的一部。27日上午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许多亲朋好友前来送行，我感到，维国虽然走了，但知他敬他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他未曾谋面的遗腹子——《近代汉语词典》将会在辞书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江蓝生补记 2015年10月27日灯下 白维国 ，1945年7月生于吉林。1964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毕业后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为近代汉语词汇演变。主要著作有：《古代小说百科大辞典》（主编之一），《汉语史通考》（合译），《金瓶梅词典》《金瓶梅词话校注》（合著），《红楼梦语言词典》（著者之一），《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合译），《白话语汇研究》（合译），《现代汉语句典》（主编），《白话小说语言词典》（主编），《近代汉语词典》（主编之一）；另有普及读物《红楼百问》《金瓶梅风俗谭》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