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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大众文化既是主流文化的营养基因，又是主流文化异化的力量。大众文化悄然走入你的视野，愉快地改变了你的精神世界，也动摇了主流文化的主流地位。主流文化只有走下神坛与“狼”共舞，把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根植于大众文化，并在文化市场搏击中求得再生。 [关键词] 主流文化 大众文化 文化产业 文化市场 主流文化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传播力和广泛认同的文化形式。由于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文化生产方式改变、主导传媒形式的革新和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引起了原有文化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那些封闭的、落后的、狭隘的文化和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都将在文化市场中被文化消费者遗忘；一些曾经居于主导地位深受群众欢迎的 、十分红火的文化艺术形式将逐步失去主导地位被边缘化。主流文化要在文化经济时代保持和优化价值理念，就必须利用现代的传播技术、市场的运作方式和亲和的表现形式走进千家万户，彻底改变主流文化的被动坚守局面，彻底融入和扎根于大众文化的土壤上之中，在文化市场竞争中求得再生。 一、大众文化悄然走入你的视野，愉快地改变了你的精神世界 人们都知道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因此，人们尊重劳动，把劳动作为人生而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根本推动力，所以，人们崇尚科学、尊重知识、敬仰人才。如果有一天，你突然感觉固有的价值观不起作用了，例如，脚踏实地工作不如好高骛远、游戏人生；实事求是精神不如奇思异想、痴人说梦；感情专一生活不如虚拟世界、网上传情；任劳任怨不如游山玩水、吃茶听戏；走进大都市不如进入历史遗痕、梦幻传说之仙境；建设家园不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等等。原来被人们视为不务正业的、令人痛恨的行为竟然变成了国力无穷的新兴文化产业链条；原来被认为是奇谈怪论的、令人耻笑的举止竟然变成文化经济可再生的资源和持续发展的力量；原来被认为是堕落的、令人唾弃的生活方式竟然成为巨大的文化市场需求和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原来被认为是玩世不恭、不敢登大雅之堂的下九流的行当竟然成为高雅志士向往和追求高尚的、令人羡慕的职业。爱好成为文化经济时代的市场需求，思想成为文化产业的资源，梦想成为文化产品的内容，满足人类自身的精神需求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能源和动力。 大众文化既是主流文化的营养基因，又是主流文化异化的力量。在文化市场化过程中，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可能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略了，认为大众文化是消遣性文化，主要满足人们一般精神需求，事实上，一个民族价值观和道德文化都是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承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大众文化用工业化的手段，以满足人们好奇心为内容传播着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同时，也渲染脱离现实社会的、违背人类本性的和民族歧视的极端化倾向以误导民众。弱小的个人面对强大的、铺天盖地的、持续不断的大众文化只能从形式上的主动选择到被动无奈的接受，久而久之大众文化所渲染的、适合人们消极意识的价值观念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大众文化传播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强大力量，使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高度重视，所谓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就是指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对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成的威胁。众所周知。美国的娱乐产业迪斯尼就是引导和创造文化需求的典型。1997年其产业规模及赢利稳入世界企业500强中的前十强。当年的沃尔特·迪斯尼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卡通画家，他创造的米老鼠、唐老鸭两个卡通形象，竟然造就了一个如此庞大的集娱乐、影视与零售于一体的跨国集团。他以科技的、知识的、娱乐的等等形式把他的离奇故事和价值追求，送进了包括非洲最贫困角落的每个家庭。 二、主流文化能否走下神坛与“狼”共舞 在现代社会里，一切关于思想文化的有效传播、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经济的实现，都只有通过和借助于文化产业的规模和手段才能实现。因此，面对大众文化扑面而来，我国主流文化大有力不从心，步步退缩，而面对西方强大的文化热潮，主流文化大有与“狼”共枕之感。主流文化，只有经过与狼“共枕”温存和与狼“共舞”较量中 获得的健康的传承基因和生命活力。我国主流文化在这场温和的“共枕”之梦中，显然还没有培养出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在这场靠观众评判的“共舞”之旅中，显然还没有拿出足够勇气和雄心，究其原因有如下四点： 一是文化认同机制的紊乱，严重制约民族认同理念和文化共生的健康氛围的形成。由社会变革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分化，使中华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生了文化交融和分野，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在交锋过程中产生的文化认同的危机。当前，中国政治文化中形成三个层面：一是居于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的精英政治文化，人数虽少但仍是今后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二是普通政治文化。通常由社会中层人士所表达出来的思想、知识和信仰状况，它们不占据话语权，但被一般人所接受，反映现实社会普遍社会心理。三是平民的政治文化，即居于社会下层的平民百姓的政治认知、感情与行为意向。目前，平民人数最大，居于社会的基础地位，由于受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和职业特征等因素的制约，平民基本上没有话语权，他们对普通政治文化具有认同意识，而对社会高端价值观所使用的话语体系缺乏认同，而且还有逆其道而行的思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相对忽视了对三种文化意识形态走势的理论研究，对如何整合各种文化，用什么手段促进文化的融合与进步也缺乏研究。事实上，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均衡性，大众文化早已消解了传统政治与文化的普遍认同感。主流意识形态难以成为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变为大众内化的价值观，变成社会运行机制的内在律令。 二是理论自主能力低下，严重制约国家文化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创新。一个国家的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活力和前途命运。在理论创新能力中，理论自主研究、新闻自主传播和言论自主发表是其组构的要件，这一点是现今世界上具有普遍意义上的、被各国宪法所认可的。我国目前的理论创新能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理论为政治服务。把理论为政治服务作为理论赖以存在的前提，理论必然被政治俘获，为政治所垄断。理论研究和创新就一旦进入政治盲区，理论创造的力量越大，对社会自主创新能力的钳制力就越强，文化认同力就越差，国家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的自我创新力就越僵化。二是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论为实践提供服务，使理论研究的根本使命，然而，在社会实践中，理论一旦成了政治实践合法性论证，理论研究越严密，政治实践的危害性就越大；理论一旦成为社会改革实践的说明书，理论研究越深入，社会改革实践离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就越远；理论研究一旦成为政治家的功德簿，理论研究成果越多，人民的灾难就越深重。三是理论为人民服务。理论研究是服务于人民，还是服从于真理，本身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需要经过慎密的论证和求解。然而，把学术研究用于为阶级服务，突出其政治立场和标准观念却主导了主流文化演进方向，在思想上用阶级的“是非观”模糊了客观规律中的“是与非”，在实践上，人民群众因阶级感情大于“是非”判断能力而被理论左右，成为理论的盲从者、实验者和直接受害者。理论缺乏自主精神，追求高度统一，对国家的影响力是持续的、缓慢的和致命的。由于理论界的研究、思想界的表达和政治家的话语与社会的真实社会心态已有了相当大的距离，社会认同感也高度缺失。例如，建立民主与法治的国家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政治体制的认同，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并不知道如何表达政治愿望、怎样表达政治诉求，通过什么通道实现公民权利，甚至于在处理具体的法律纠纷时，还不知道最后的仲裁者是上级党委还是地方政府，是上级领导，还是头戴国徽的法官。制度机制和社会秩序的社会认同在理论上早已没有争议，但在实践中，理论并没有对国家制度体系进行解剖，而是在政治盲区内论证出在宪法之上、法律之外的上帝之手才是最具有支配一切的力量。 三是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的市场机制缺失，严重制约了经济文化和文化经济生态的形成。21世纪将是全世界从经济高温的时代转向文化高热的崭新时代。文化产业是在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开发的基础上，高度依赖文化资源的产业，作为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拥有令世界各国瞩目的文化资源。信息化的历史进程发展到今天，已经经历了以系统为中心，以个人电脑为中心，以网络为中心的阶段，即将迈入以内容服务为中心的高级阶段。近年来现代传播媒介高速发展，宽带技术、多媒体传播、数字化互联网兴起，这种飞速发展的电子、通信、信息技术给当代产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科学技术的设施、技术手段、传播方式以及网络、管道建立之后，我们必须要解决传播什么或者发送什么这样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我国，由于缺乏足够的保护，大量民间传统文化或遭毁坏，或被流失；不少原始文化空间和村落或被改造变态，或被毁坏殆尽，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许多民族民间艺术表演和民间礼俗、节庆等丧失了祖先传续的原始韵味和文化含量。面对自然资源匮乏，还在高喊不断挖掘生产潜力，实现和持续发展；面对丰富且不断流失历史文化资源，我们还在苦苦地寻觅新经济与经济的新增长点，实现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面对人的自主文化需求无限增长，我们还在苦苦地制造文化垃圾阻碍推进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实践中，我把文化历史资源视为民族的包袱，用强制手段割断文化传承或者把文化资源当作政治文化垄断，置于或政治需求式的研究或纯学术式的研究。忽视文化生产力属性，遏制文化市场生长给我们带来不仅仅是单纯文化泯灭，而是更为严重的民族性危机。 四是文化传承活力和传承手段的冲突，严重制约中华文化伦理道德的形成与传播。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作为凝聚和激励人民重要力量的民族精神和道德规范，也是传统文化长期熏陶与培育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结晶。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从维新变法的“西学中用”，到为救亡图存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彻底“打倒孔家店”；从建国后，为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系统地、全面的批判，最终形成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改革开放的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经过这个历史的演进过程，统治阶级都是经过肯定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精神统治营造文化合法性。“全盘否定”与“全盘西化”最终的结局都是新的文化专制，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由于经济上的市场取向与文化道德上的功利主义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轨的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和伦理道德沦丧。中国文化这种割裂式的传承方式，基本阻断了中华民族文化共性的滋生和繁衍。世界文明并非是某一个国家民族作用的结果，而是取决于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人类文明的成果。所以各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与发展，不能不对别的国家有所影响，也不能不受到其他国家这样那样的影响。各民族的文化应是平等的，需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民族文化是一条源源不断的河，环环相扣的链，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文化的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革除陈旧的、过时的旧文化，推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的过程。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学习与引进外国文化，一定要从本国实际出发，在对本国文化进行革新，不断提高自己的现代化水平的同时，使民族文化真正独立于世界文化，融入于世界文化，成长于世界文化。 三、主流文化把价值观根植于大众文化，在文化市场搏击中求得再生 人们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的、精神的、心理的需要和个体的全面发展。大众对精神文化广泛需求，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大众文化世俗化和市场化趋势弱化了人们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崇拜，弱化了民族国家文化的冲突，以人为主体的文化意识逐渐取代了文化的政治倾向。 大众文化对感性欲望的刺激与满足，极大地丰富和改善了人的生存状况，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促使人们从神圣的政治、宗教的世界中解放出来。大众文化的功利性和世俗化倾向彻底地抹平了文化特权、垄断、偶像，大大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和民主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末期，世界发达国家解除文化同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禁锢，表明主流文化又重新回到广大民众之中，文化不再仅仅是艺术家或一个民族独享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而成为跨越民族和国界，传递文明、推动经济发展的使者，成为全球各民族交流的共同的语言。人类对生存的物质需求是有限的，而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是无限的，当文化真正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以产品形式出现时，其经济性和扩张性方能显现。文化的生产力的本性和巨大能量使之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以及未来人类发展的支柱产业。丹麦未来学家沃尔夫·伦森认为，人类在经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将进入一个以关注梦想、历险、精神及情感生活为特征的梦幻社会。他预言，未来收入最高产业要数那些“故事大王”，一个文化产品价值的大小不再因其科学含量和艺术品位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他们给产品所编的故事。人们精神需求的多样化，为文化的发展提供超越国界的市场空间和市场活力，人们精神需求的无限性和文化发展无限性，要求人类还要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和内容，以引导和创造文化需求和文化市场，传播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 众所周知。美国的娱乐产业迪斯尼就是引导和创造文化需求的典型。1997年其产业规模及赢利稳入世界企业500强中的前十强。当年的沃尔特·迪斯尼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卡通画家，他创造的米老鼠、唐老鸭两个卡通形象，竟然造就了一个如此庞大的集娱乐、影视与零售于一体的跨国集团。他以科技的、知识的、娱乐的等等形式把他的离奇故事和价值追求。送进了包括非洲最贫困角落的每个家庭。文化产品席卷整个世界速度和经济扩张能力是任何产品所不能比拟的， NBA是美国国内的篮球联赛， “梦之队”梦幻般的表演，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使之现在成为超大型的包括广告权、版权、转播权等等在内“跨国产业”。 NBA 的联赛门票收入远远比不上NBA文化 的市场价值，这就是文化作为产业的秘密，这就是文化作为经济的现实。文化产业超过了传统的实物产业，美国影视业创造的价值已经超过了航天工业，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创造的收入相当于日本的汽车工业、机械制造业一年的总和。发达国家的文化优势并非是文化资源的优势，文化资源的优势也不等于市场优势，善于把文化人性化并服务于人的心理需求，善于把世界文化作为资源开发和利用，善于把通过文化产业和产品传播先进的价值理念，文化生产力的本源意义才能充分体现出来。美国是以文化资源奇缺的国家，但围绕自身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基础理念，利用艺术家的奇思异想，全世界的文化资源，现代的高新技术和发达的市场网络，创造出世界的文化奇迹。因此，在一个文化大国中，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区分并没有明显的标志，文化资源丰富与否也不是文化产业兴盛的关键，政府的文化导向作用仅仅体现在明确的法律和公开透明的公共文化服务上。 主流文化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大的传播力和广泛认同的文化形式。主流文化要在文化竞争中保持普世价值的优势地位，必须善待各种类型的大众文化和民族文化，善于“同眠共枕”。主流文化要想在文化交锋中始终保持旺盛的传承活力，还要善待世界先进文化和民族文化，善于“与狼共舞”，在强势文化的对抗中，汲取文化精髓，提高文化扩张力。现代高新科技革命对人类当代文化的发展正在产生着以往所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文化生产方式改变、主导传媒形式的革新和新兴文化形态的崛起引起了原有文化艺术生态格局的全面变化，封闭的、落后的、狭隘的文化和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都将在文化市场中被文化消费者遗忘。大众文化用工业化的手段，以满足人们好奇心为内容传播着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同时，也渲染脱离现实社会的、违背人类本性的和民族歧视的极端化倾向以误导民众。弱小的个人面对强大的、铺天盖地的、持续不断的大众文化只能从形式上的主动选择到被动无奈的接受，久而久之大众文化所渲染的、适合人们消极意识的价值观念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大众文化传播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强大力量，使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高度重视，所谓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就是指大众文化传播过程中对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成的威胁。如果主流文化不能从内容上保持先进性和普适性，从形式上增强其产业性和扩张性，从传播手段上增强科技化、多样化，从表现形式上提高亲合力和整合力。如果主流文化还没有摆脱文化对权力依赖的习惯思维，还没有养成走下圣坛，走进民众，贴近民心，被民众认同的文化自觉性，就不可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精神的支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