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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桑塔亚那 【人物背景】：震撼世界的枭雄希特勒(1889年一1945年) 纳粹德国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号战犯。出生于奥地利北部布劳瑙镇一个海关职员之家。中学毕业后梦想当艺术家，去维也纳报考美术学院，结果名落孙山。1913年迁居德国慕尼黑前无固定职业，成为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狂热信徒。1914年8月加入德国陆军，在巴俄利亚预备步兵第16团服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军衔至下士。战后退役，曾一度在慕尼黑为国防军反谍机关当密探。为寻生活出路，于1919年加入德意志工人党。该党于次年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即纳粹党。1921年，希特勒成为纳粹党的党魁，随即组织党的武装冲锋队。1923年11月在慕尼黑发动“啤酒店暴动”，企图仿效墨索里尼建立法西斯政权。失败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口述了《我的奋斗》一书，鼓吹废除《凡尔赛和约》，夺取生存空间，扩充领土，征服世界，宣扬复仇主义、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反苏反共思想。1924年底，希特勒出狱。出狱后，他改用合法手段夺权。经多年组织工作和苦心经营，待到1933年1月，终于在垄断资本集团和军界支持下，将纳粹党发展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他本人也因此登上了总理的宝座，开始实现其称霸世界和使德国纳粹化的计划。1934年总统兴登堡死后，希特勒得以集总统和总理的大权于一身，废止共和国，改称德意志第三帝国，自称国家“元首”。他解散国会，取缔纳粹党以外的其他一切政党，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犹太人，实行法西斯独裁专政。1935年，他撕毁凡尔赛条约，宣布重整军备，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1936年，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意大利加入这个协定，于是形成了德、日、意三国轴心。他在构成对德国有利的国际形势后，便于1936年3月进军莱茵兰非军事区，接着于同年7月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进而在1938年3月和1939年3月，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实施兼并，完成了不流血的征服。1938年，希特勒进一步独揽陆、海、空三军指挥权，担任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39年9月，出兵闪击波兰，正式点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烈火。1940年春，把战火燃烧到西方，只用6个星期就打垮了英、法联军，占领了西欧和北非广大地区。1941年6月，又突袭苏联，妄图在6个星期到2个月内打败苏联。但是，在苏联和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共同打击下，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德国，最终也难逃覆灭的命运。同盟国军队很快在各个战场转入全面反攻，德军节节败退。1945年4月28日，苏联红军攻入柏林市区。56岁的希特勒眼看灭顶之灾降临，便于30日15时30分，同他的情妇爱娃一起，在总理府花园的地下掩蔽部里自杀身亡，从而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正文】：你会投希特勒一票吗？ 希特勒的独裁，是德国人“选”出来的。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像他所曾保证的那样，他取得权力过程中的每一次成就，都是用合法程序确认过的。是选民给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统一工人党足够的票数，使它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是其他党议员自愿的合作，给了希特勒所需要的在议会中的多数。最后一次有意义的投票发生在1933年8月19日，在兴登堡总统病逝后不久，由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把总统的权力授给希特勒总理。这次投票并不是极其重要的，在此之前的3月23日，国会自杀性的《消除痛苦法》已经消除了独裁的法律障碍，在7月14日，一党制被写入法律；反对派正在被消灭，军队进行了效忠宣誓，在德国国内，已没什么能阻止纳粹暴政的降临。但在这最后一次确认中，德国人仍然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愿望，自由地，也是安全地，因为纳粹偷窥选票的办法，此时还没有发明出来。 假设你是1933年的德国人，你会投票给希特勒吗？ “为什么不呢？”首先，在希特勒先生个人的品性中，你挑不出什么重大的缺陷来，他过着一种纯洁的生活，在道德上没有不光彩的记录；他不追逐财富，是正在腐化着德国的物质主义的抵抗者。他不嗜烟酒，还是个素食者，除了为德国人民服务，似乎没有任何其它的强烈欲望。他在一战中得过一级铁十字奖章，饱尝过饥饿的滋味，住过监狱，和人民共过患难；而他对绘画和音乐这两种艺术的爱好，证明他除了是勇敢的战士，还有过得去的趣味，并不粗俗。比这一切都重要的是，他拥有领袖所需要的一切品质，他的果敢和智慧，是得到公认的，他不可思议的本能，敏锐的直觉，是连他的对手也佩服的，而他无比伦比的个人魅力，是每一个德国人都感受过的。他像是天意的化身，在德意志民族最多灾多难的时候降临，率领他们走出埃及；从黑格尔到尼采的德国哲学家所预言所梦想的英雄，德意志甚至人类的拯救者，难道不可以姓希特勒吗？ 1939年4月，在一次著名的演说中，希特勒这样描述他的政绩：“我接受了这样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因为民主制度种种恶劣的弊病而面临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我曾经做到了使七百万失业的工人全体得到工作。”这些基本上不是吹牛。在1933年，虽然这些还没有尽成事实，前景已开始出现，希特勒的经济政策，使经历过一战后的不幸岁月和1929年开始的恐慌的德国开始繁荣，计划中的社会主义性质，即没有激烈到让大企业家金融家恐慌，又给了下层人民相当的慰籍。工人得到工作，严格管理下的农民免于破产，并把产品卖出了满意的价格。劳作虽然更艰苦，但劳动者不是得到更高的赞扬了吗？ 为什么不投希特勒一票呢？和魏玛共和国大腹便便的议员相比，希特勒难道不更是人民意志的代表？如果能实现德意志族的目的，为什么还要非得保留低效率的民主？对待那些卖国贼、共产党人、生着鹰钩鼻子的高利贷者，一切阴谋使德意志民族沉沦的罪人，为什么不该施以无情的镇压？关闭不团结的声音，从德意志文化中清除那些使人萎靡不振的渣滓，把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广到每个家庭中，又有什么不对的呢？如果你习惯了服从，恐惧就只是别人的事，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满要发泄，何必需要那些嘈杂的报纸呢？那些个人主义的美妙词句，难道不是软弱和堕落的资产阶级才钟爱的，而意志坚强的人，当看到了光荣的前景，难道不去选择最径直的道路，而会用表面的程序来延搁前进的速度？ 比这一切都重要的，希特勒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清除了这个国家使自己陷于涣散的联邦性质，这是连俾斯麦也不曾做到的。希特勒解放出德意志民族被压抑多年的力量，唤醒了这个民族，使他们看到自己的伟大，在他们面前展示新的梦想，他许诺湔雪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的屈辱，废除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夺回被瓜分的领土，让流散在外的德意志同胞重新聚首在大家庭中。他发誓使德意志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他的一切使命和全部工作，都可以用“民族复兴”四个字来概括。在1933年，他还没有显示出要把德国卷入世界大战，全德国人都听过他5月17日的和平演说。当然，德国必须得到平等待遇，她的合理要求不该得不到满足。“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德意志已经团结起来，不会再向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低头，归根结底，民族复兴难道不是比个人自由更重要的事情，胜利难道不是比和平更值得渴望？ 你是1933年8月19日的德国人，你会投希特勒一票吗？在这次公决中，百分之九十的德国选民把票投给了希特勒。（摘自世纪中国。本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相关评论一】：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 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今天有普遍高涨的趋势。大陆，海外以至在台湾的中国人中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为民族主义所激动。这里透露出来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二民」——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即民主） ——竟然彼此闹起矛盾来了。 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为什麽今天忽然高涨起来了呢？我们首先必须了解，这是当前世界大潮流的一部分。目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体制崩溃以后，世界的划分又全面地回到了以民族为单位的老方式。除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的冲突由来已久之外，试看俄国对车臣的用武、波斯尼亚的内战，也无一不是民族主义激化的结果。其中只有捷克斯洛伐尼亚的一分为二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这是受民主体制之惠。在过去东欧的共产国家中，捷克本来便具有最深厚的民主传统，因此才能靠理性解决民族的问题。一九九三年杭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之所以震动一时，便是因为他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冷战后世界新潮流的本质；他所谓「文明的冲突」，分析到最后，便是民族的冲突。 但是今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又有其现阶段的新特色，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便受尽了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灾难，对於一个向来以「天朝」自居的民族，这已是深入骨髓的奇耻大辱，甲午之战中国败在西化不久的日本手里，割地赔款，这更是耻辱中的耻辱。所以一八九五年以后，民族主义在中国进入了第一次的高潮。从一八九五到一九四五，中国是以一个被侵略，被侮辱的民族的身份，用民族主义为精神的武装以抵抗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在这一阶段发挥了伟大的正面功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中国在第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已摆脱了「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罗斯福早在一九四二年元旦便正式欢迎中国为「四强」（美、苏、英、中）之一，一九四五年中国又成为联合国的四大创始会员国之一（法国还是后来加入的）。在中国由弱转强的现阶段，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忽然又普遍地滋长了起来，还是一个最值得注意的文化心理的现象。 我要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个新民族主义在性质上与旧民族主义根本不同，因为它已从自卫转变为攻击；它的攻击对象主要便是美国，因为美国今天已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唯一象徵。要了解这一转变，我们要简单地交代一下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在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发现了西方的优点，於是开始了一个长期师法西方的运动。从魏源「师事之长技」开始，师法的内容不断扩大，师法的对象也屡经改变，详情这里不必说了，一言以蔽之，是学来学去，总是学不到家，挫折感因之与日俱增，五四时代的人提出了「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这大致可以代表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师法西方的主要内容。但八十年代，大陆上思想稍稍松动的期间，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於西方的向往仍然是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举此一端，我们便不难想像中国人百年来因师法西方经历了多少内心的挫折和失望。中国过去是一个文明大国，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优越感。西方政治学家也注意到中国人在潜意识中至今还不能接受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的事实。不可否认地，中国人师法西方确不是心甘情愿的认输，而是以此为手段，以达到与西方强国并驾齐驱甚至越而过之的境地。孙中山的「迎头赶上」和毛泽东的「超英赶美」都流露出这一强烈的心理。 但是由於长期师法西方劳而无功，积累了大量的挫折感，中国人早已滋长了一种憎恨西方的心理。这与被打败的耻辱感及报复心理不是同一事，但二者互相加强。这种憎恨是从羡慕转化而来的，却仍然保留了羡慕的成分。我们可以称之为「羡憎交织」的情结。这大约相当於尼采所首先创用的「ｒｅｓ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一词。今天专家研究民族主义在西方各大国的成长过程便特别重视「羡憎交织」这一心理因素。例如俄国自十八世纪初即羡慕英、法，全力西化。但此后一两个世纪的不断挫折终於转「羡」为「恨」，最后则归宗於马克思主义。分析起来，这里有三层原因：第一是俄国西化虽一再受挫，其民族认同却仍在西方，而马克思主义则恰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第二，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了英、法所代表的西方，满足了俄国人的憎恨情绪，第三，马克思主义号称代表著更完美的西方未来，这又满足了他们羡慕西方的心理。总之，马克思主义是以「反西方的西方主义」（ａｎｔｉ—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ｓｍ）这一特殊性质而为俄国人所接受的。 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则代表另一典型。德国人在文化上曾承认法国和英国是先进的模范，它的启蒙运动便是从法国移植过来的。但十九世纪初德国在建立其民族——国家的认同时，它的政治文化却远落在英、法之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当时都认为现代先进的政治文化包括三个要素：理性、个人自由和政治平等。 他们不但以此自傲，并且公然以此讥笑德国人的不长进。 这种讥刺对於德国人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比拿破仑的征服德国还要深刻。因此德国人对於英、法所代表的西方也由羡转憎，但是德国人与俄国人不同，他们不再向外面寻求现代化的模式，而是从本土文化的内部建立自己特有的民族认同，此即个人完全服从国家，民族的集体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便是德国民族主义的最后结晶。 我引俄、德之例说明「羡憎交织」的历史作用，并不是节外生枝，而恰恰是为了澄清现阶段中民族主义的新取向。今天从中国大陆上出发的民族主义清楚地显示出：中国人「羡憎交织」情绪的发泄方式正在从俄国型转向德国型。今天不少中国人的心中对於西方——美国是其最主要的象徵——确激荡著一股难以遏阻的「羡恨交织」的情绪。这种情绪要求一个「强大的中国」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公开挑衅。如果西方无可奈何，那便更证明今天中国人真的「站起来了」。这样的人在大陆上最多，但海外以至台湾也随处可见。 分析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民族主义和民主之间存在著紧张和不安。孙中山最初提出三民主义的设想时，他确实相信这两个现代价值是可以并行不悖，甚至是互相支援的。他在辛亥革命前所向往的现代中国是以英、法、美为模式的西方型的民族——国家。他所倡导的革命当时也只有法国和美国的革命可资师范。所以他曾一再表示，三民主义是和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相通的，英、法、美三国的现代民族认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虽各有特色，但大致都承认民族、国家是自由人的集合体，个人的公民自由和人权是第一义的；民族－国家虽拥有完整的主权，但主权的最后根据在人民的同意，而一人一票的选举则是表达民意的唯一方式。因此西方型的民族主义和民主基本上是一致的，决无冲突可言。当然，在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受到威胁时（如美国宪法所谓「明显的、眼前的危险」），公民的个人自由可以受到某些限制，但这也是事先已取得全体公民的同意的。 这一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化虽起源於西方，晚清以来却早已为中国人所认同。 当时国粹学派中人还引经据典，说明「民主」在古代中国早已出现。从五四时代到今天，中国人又屡次信誓旦旦，表明自己有最坚定的决心为民主在中国的实现而奋斗，不但如此，放眼今天的世界，连以前最敌视西方民主的俄国和德国也都不得不改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他们的政府了。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即以理性的、文明的方式终止「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以法律保障每一个公民的自由与人权，不但在理论上已为一切现代民族所普遍接受，在实践上也推广到几乎每一个现代大国了。 百馀年来在西方侵略下被迫走上现代化的途程中，中国人一直面对著双重的认同危机。第一、个人的认同，即什麽才是现代的中国人？第二、民族的认同，即中国怎样才算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 在第一个问题方面，从谭嗣同、章炳麟、梁启超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一致强调「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语）。因此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不但早已为中国人所接受，并且还在五四以后的历次民主高潮中获得肯定。中国人在个人生活的层面从来便有不愿受过多约束的倾向。孙中山说中国社会像「一盘散沙」，梁启超也说中国传统伦理的特色是「私德居其九，而公德不及其一」，都是指此而言。所以，在个人日常生活的层面，中国人拥抱民主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人权等价值都只有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实现。 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方面，中国人自清末到今天，却始终没有取得共识。最早的民族——国家的模式是取自英、法、美所代表的西方；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模式立刻在中国流行了起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三、四十年代，德国式民族主（或国家主义）也曾受到不少人的青睐。如上面所分析，今天中国人「羡憎交结」的民族情绪又开始在新的历史阶段寻求德国式的发泄，而且明显地促自卫转向进攻。但是由於缺乏共识，又经过了反传统思想的洗礼，「中国」这两个字究竟有什麽样的具体内容，恐怕今天谁也说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词呢？政治名词呢？文化名词呢？还是种族名词呢？我敢断言，无论是从地理、政治、文化、或种族的观点去试图对「中国」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说，马上便会引出无穷的争辩。 总结地说，现代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愿意独立自主，这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在个人的层面上，中国人对於民主的认同至少已取得最低限度的共识。在集体的层面上，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依然处於分歧和模糊的状态，但民族的情绪却不断上升。依照孙中山的最初构想，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今天竟出现了裂痕，这是当前最值得冷静思考的大问题。（文/余英时，摘自公法评论。本网对原文作了技术处理。请余英时先生及读者鉴谅。） 【相关评论二】：那些狂热的青年运动 纳粹德国烟消灰灭后，德国著名史学家梅尼克站在第三帝国的废墟上感叹：“我们可以说，希特勒是通过一场典型的、然而同时又是盲目的青年运动而取得政权的”。 用典型、盲目的青年运动来定位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无论是否精当，历史事实却已证明希特勒是凭借德国的青年运动和组织起家并进而将整整一代德国青年带入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死了900万人，德国年轻士兵的坟墓遍及欧、亚、非、美诸大洲几十个国家。希特勒吹着纳粹主义的魔笛，导引着德国的孩子们与他一去无返。德意志民族中怎么会隐藏着如此可怕、残忍、乖庚、盲从的性格因子，两次把人类拖入世界大战的劫难之中，研究者们尽可以从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中寻求缘由。然而为希特勒的纳粹运动提供如此广泛、厚密的青年基础，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现实紧密相关。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纳粹运动前身）最初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许多民族主义政治文化小团体中的一个。构成这些团体的成分相当复杂，其中不乏数量众多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幼稚青年。纳粹党的前身是1919年成立的德国工人党。1920年，希特勒将该党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国社党”，缩写为“Nazi”，这即是臭名昭著的纳粹运动的兴起。引起笔者特别注意的是，在纳粹运动初期，希特勒发展的纳粹党的下辖组织即有：希特勒青年团、纳粹党德国大学生联盟、青年义务劳动大队、阿道夫·希特勒学校、骑士团城堡学校、纳粹党少年团等。 尽管如此，直到1930年9月，纳粹党在德国政治舞台上仍是一支不起眼的力量。纳粹青年乐此不疲地满街贴标语、发表演说、打架斗殴的举止，使得不少德国人常将纳粹一词多少与精神病院的疯子发生联想。 1930年9月，在德国国会大选中，纳粹党借助经济大萧条造成的人心惶然，将本党议员数由原来的12人一举增至107人，局面骤然发生了变化。此后，他们便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最精干凶悍的因素，并终于发展成为德国的统治力量。而在此之前的1929年，希特勒已在大学生中间取得了突破。在当年进行的全德大学生委员会的选举过程中，纳粹党的赢票额有明显的增长。德国的大学生大都出身于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家庭，深受传统的保守意识影响。大学生联合团体普遍存在极端国家主义以及反犹倾向。经济危机、黯淡的就业前景和对其社会地位的危机感促使许多大学生纷纷加入了纳粹党的学生团体或者投票赞成他们。 希特勒和纳粹党在政治上的获胜最终改变了1937一1945年间德国和世界的面貌。希特勒现象曾让理性分析感到棘手的是：这样一个既平庸又邪恶残暴的人物怎么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以至俘虏了整整一代德国青年的心，并进而成为德意志的偶像。 “平庸是希特勒最显著的特点”，而频频失意又是其前半生中最常见的生活事件。也许恰好是这些因素，在一个争取群众的时代才能把那么多人吸引到他的旗帜之下。普通德国人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认为他以前同自己的现在一样，也是一个平凡卑微的人，为诸般不如意所缠扰。崇拜由平庸脱颖而出的人物，同情失意英雄，是青年人常有的心理状态。青年层的主体都处于平凡状态而比其他年龄层多了一份自命不凡向往轰轰烈烈的心境。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失意和压抑，追求着失意中的奋起。在当时，德国青年人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枪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和约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德国青年一代在成长，然而许多方面又被人忽视。在物质上，他们渴望着就业、高收入、提升；在思想上他们则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这是当时德国青年整体精神状态的画面。凡尔赛和约的某些条款以及战后德国的混乱状态又削弱了国家对于未来一代的成长和教育影响，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终于首先在德国青年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使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在追随着一种伟大的思想。 青年人的性格和举动常有明显的相悖之处。他们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放任，这使得无政府主义与反理性主义有滋生的良好土壤；他们又喜欢群体生活，害怕孤独。在群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互相支撑与感染的力量，即使是严酷的纪律与冷峻的指令他们都能够接受，甚至甘心置身于对人身自由具有强制性的团体之中。他们尚缺乏对历史和社会总体的全盘理解。当时代大潮涌动时，他们易于迷乱。30年代的德国青年中间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冲动，要集会，要结社，要大轰大嗡激荡人心的行动，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采取迅速的行动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希特勒恰逢其时地向他们提供了这一切。纳粹党的各种组织对青年具有着一种强烈、神奇的吸引力。冲锋队员们人夜以后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语口号或张贴广告；与持不同政见的对手厮打殴斗；在军乐队的伴奏和一片充满惊羡的目光里齐步通过大街或者乘坐敞篷汽车隆隆驶过乡村；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青年人所向往的魅力和冒险的色彩。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包装上表现得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年轻”和“入时”。其领导人年龄都在25-35岁之间，他们很多人有从军的经历，相互之间用战壕中士兵的那种粗犷的语言进行交谈，以汽车或摩托车代步，策划一次又一次的会场斗殴和马路武斗，以期引起舆论界的轰动。他们巧妙地利用游行和集会进行显示锋芒的示威，并以旌旗密布和火炬林立的盛大场面把游行和集会装点成充满庄严色彩的神圣时刻。无需精深的理论，无需苦口动员，党徽、旗帜、党章、制服、游行，这些象征性事物与宏大场面的大量采用，足以激起强烈的感官刺激与感情反应。 笔者认为，希特勒纳粹思想对德国青年一代的征服可视作青年的可导性与正政治易操纵性被付诸实施的典型个案。从当时遗留下来的大量影像、文字、图片等资料上，可以看到纳粹浪潮席卷全德的场景：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在台上的演说为大幅度、夸张的身姿手势所加强，“纳粹演说家和著作常用的语言充满着企图引起激烈狂暴的感情反应的词语--暴风雨、狂喊、觉醒、力量、信仰、牺牲，特别是命运。”“戈培尔对柏林工人喊道：‘起来，新的工人阶级青年贵族！你们是第三帝国的贵族。\'”台下，旗帜如海，褐衫如潮，人们陷入狂热、迷乱之中。置身于这样如痴如醉、如涛如涌的激荡之中，人人都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破坏欲与歇斯底里荡漾其间。1933年5月10日，德国各地的大学生们在军乐声中，将大量的书籍付之一炬。大学生们排成长队，将书本投向火堆。每当一捆书扔向熊熊的火堆时，大学生和所有在场者就发出阵阵的欢呼声。有着悠久、光辉的古典人文主义传统，为人类文化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德意志民族，怎么会对自己先辈的文化遗产表现得如此冷漠？笔者提出的一种解释是：青年文化常以反主流文化面目出现，而当纳粹文化成为德国的主流文化时，德国并没有分离出健康的或者具有反逆形式的青年文化，德国青年的心灵已经丧失。在希特勒纳粹主义这种新极权主义体制中，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并不是个人的心灵，而是把个人心灵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整体。个人的心灵在这个整体中丧失了它的内在价值。青年的个性发挥到极至，也就是个性的丧失。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力量强大、无坚不摧，实际上却似玩偶，命运、意志都不从属于自己了。希特勒依托青年运动和青年组织，给整个德国青年层以一种统一的纳粹思想和文化。而思想和文化一旦凝结，一旦统一到一种特定的巢穴之中，它的前景也就黯淡了。纳粹思想既符合希特勒的战略目标，又满足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德国青年的自然冲动。 这种刻意策划的冲动性不加规范，放纵肆虐，冲毁了德国原有的社会秩序和观念，并终于衍化为潭灭世界的恶潮。尽管梅尼克满怀怜恤之情地试图用偶然性来解释这一青年群体性的迷乱，然而在同一时代，我们看到了墨索里尼法西斯运动中的青年大军、日本军国主义训导出的“江田岛精神”青年，以及在战后岁月里，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同发达程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里，由于不同原因、为了不同目的、诉诸不同手段，在重复着这一整体性青年群体乃至全民族的迷乱、狂躁时，便很难再用一次次的偶然性来解释它了。 1990年，德国在分裂40多年后终于回归统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90年代后，德国的新纳粹和极右派势力出现日益壮大的势头，并屡屡发难。1991年10月3日，全德统一纪念日，新纳粹分子在德国各地挑起事端，向外国人居住的饭店、避难所发起火攻，美国《时代》杂志称之为“希特勒时代以来发生在德国的针对外国人的最疯狂的暴力事件；1992年，新纳粹组织和“光头派”在德国共制造2184起暴力事件，造成17人死亡。闹事者受到警察的追捕，被捕者几乎清一色是青年。这些青年人大多数有着自己的工作或学业，平时待人处世亦属谦然，而一旦投身于新纳粹组织之中，立刻本性全失，变得凶暴狂乱。因此，我们可以发现，90年代以来新纳粹分子借两德统一掀起新的运动浪头，他们祭出的法宝是民族主义，而群众基础仍是青年。这似乎又在印证一种说法：“联邦共和国的民主结构很容易失去平衡，因为德国民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自信心。 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法宝。它可以把一个地区搞得纷争频仍、烽火遍地；它又可以把国家与民族内部所有支离破碎、五花八门、互不相干甚至水火不容的各种思想、流派、阶层、团体聚合在一杆大旗下。当年，希特勒纳粹运动将民族主义具体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反犹、反共为号召，终于演绎成日益强烈，几乎是压倒一切的民族主义国家理性。90年代的欧洲较之二三十年代变化要丰富得多。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国家解体了，而分裂的德国却统一了。欧洲民族主义的纠纷、仇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要激烈得多；两德统一后种种后遗症和当代高科技的发展给人们心灵带来了急剧变化和难以适应性，这又赋予、了如今的民族主义较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加复杂的内涵。 很难说新旧纳粹之间有着紧密的历史承袭关系。旧有的纳粹分子已不复存在，他们的活动到70年代已差不多终结。如今的新纳粹分子基本上是战后科技文明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纳粹分子虽也模仿当年老纳悴的一些举止诸如纳粹举手礼之类，但最多是“形似”而非“神似”，他们更没有当年希特勒纳粹运动那一整套的纲领策略。 新纳粹运动也绝不是政府行为，它尚没有渗透到德国政治与文化的主流之中，也没有形成真正全国性的运动中心。但是，在民族主义大旗之下，它与老纳粹一样，仍在试图走盲目的青年运动之路，将德国青年作为先锋和主干，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观照纳粹运动的思想、文化、经济基础之时，千万别忘了它们的社会群众基础——青年。（《新华文摘》2000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