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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开场40多分钟都是在讲一个36岁的女售票员汉娜和一个15岁的男孩的忘年“交”。这种情节并不新鲜，三、五年就会出现一次，1997年的《教室别恋》、2001年的《钢琴教师》、2007年的贵州，主角都是女教师和男学生，最后一件在国内最为轰动：一个男生刚刚过完18岁生日，就刺死了另一个男生，这起校园凶杀案的起因是“情杀”，他们共同的女朋友是44岁的女班主任，最后女班主任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朗读者》的特色在于调情方式是“朗读”，男孩给少妇朗读《奥德赛》、《战争与和平》。直到有一天，这个男孩来到汉娜的房间，发现人去楼空。汉娜很符合文艺男青年对文艺女青年的想象，轻轻的走，正如轻轻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朗读者》的“前戏”，虽然我对这种前戏并不反感，也很有兴趣欣赏女主演凯特·温斯莱特的身体，可是相对整部影片来说，“前戏”显得太长了。 电影的重点是后半段，两人再次重逢的时候，情感故事升华为思想事故。男孩成为法学院学生，观摩一场审判，却发现汉娜是审判席上的被告，她曾经是个党员，纳粹的党员，在一起犹太人死亡事件中担任看守。整部影片最让我震惊的不是男孩与少妇的忘年“交”，不是少妇隐瞒的党员身份和文盲秘密，也不是少妇在已经成长为男人的男孩帮助下成功扫盲的“小团圆”，性、大屠杀和监狱里的童话都是过于熟悉了的情节。整部电影，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一位打毛线的屠杀者。诗人多多曾经写过一句诗：“两行新栽的苹果树，刺痛我的心。”在《朗读者》里，“两行新打的毛线衣，刺痛了我的心。”与汉娜一起坐在审判席上的当年的女看守们，表情仿佛她们穿过的制服，清一色的冷漠，一切都与她们无关，包括这场审判，包括那场屠杀，其中有一个还在忙着打毛线，她们只有在推卸责任的时候会激动起来。 打毛线的屠杀者，这是一个怪异的组合。毛线象征着温情，打毛线者多半是贤妻良母，屠杀是恶中之恶，屠杀者通常被视为魔鬼。在我们的概念里，这两者永远不可能发生关联。贤妻良母和屠杀者必然是冲突的么？它们会融为一体么？这不仅是电影，也是整个二战给人类提出的难题。在男孩给汉娜朗读的书籍中，最多的是那些文学名著，其中有一本或许会被忽视，就是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雅斯贝尔斯，著名德国哲学家，他区分了四种罪过：刑法罪过、政治罪过、道德罪过、形而上罪过。《朗读者》显然受到雅斯贝尔斯的影响，但是导演似乎故意隐瞒了另一位思想家的身影——汉娜·阿伦特。 汉娜以工作为由，表示自己仅仅是遵从命令，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像打毛线一样，常常被视为一种美德。1960年，曾经在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艾希曼，在阿根廷隐姓埋名多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归案，次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雅斯贝尔斯的学生、另一位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20世纪最重要的女哲学家阿伦特，应《纽约客》杂志之约抵达审判现场，她发现简单地把屠杀者称作无恶不作的魔鬼，对于反思大屠杀并无帮助，因为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魔鬼，都觉得自己要比艾希曼清醒，会从魔鬼身边走开或者拒绝成为魔鬼。恰恰相反，她指出艾希曼可能是一个模范父亲、温柔的丈夫、称职的公务员，可是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屠杀者。 阿伦特发现“平常的恶”，这种恶潜伏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一个正常的年代，它可能是个美德，可是在一个非常年代，它可能是恶的使者。一个售票员，认真地售票，不放过任何一个逃票者；一个看守，认真地把犹太人关押起来——这都是认真，可是结局迥异。无所事事的时候打毛线，这是一种温情，像打毛线一样按下屠杀的按钮，这是一种冷漠。正是因为屠杀像打毛线一样简单，甚至像打毛线一样具有服从的美德，所以屠杀会畅通无阻。汉娜为了自己的尊严，拒绝透露文盲的秘密，承担责任，因此被判终身监禁，在别人的生命和尊严面前，她却表现出打毛线式的冷漠。汉娜并不缺乏勇气，可是因为缺乏思考和判断，勇气没有在最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分析，她或许可以免于刑法罪过，或者从轻处理，但是在道德罪过上，她难辞其咎，尽管她拥有一些平常的美德，可是平常的美德也是“平常的恶”，“平常的恶”的结果并不平常，可能是一场大屠杀。 《朗读者》当然无法和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相提并论，反思被性和童话包裹，这也是电影的无奈，需要用糖衣包裹思想的药。有人爱吃糖衣，有人会被思想的药吸引，各取所取，这不是坏事。只是爱吃糖衣的观众，要小心自己成为打毛线的屠杀者。《朗读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字是《生死朗读》，朗读或者阅读，有时确实事关生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