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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广州海珠区千人聚会“保卫粤语”——在如今这个通讯与传媒高度发达、交通极其便利的时代，方言的处境是愈发艰难了。 电视里，无论是新闻，还是专题片或连续剧，绝大部分是用普通话。异地人士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无法相互理解对方方言的人们之间对话，当然也要依赖普通话这个纽带。远离家乡的大学生和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农人，也要学一点普通话以为交流之需，甚至是尊严之需。 “车同轨，书同文”，我们帝国早期的这种努力仍不乏后继者。为了强化普通话的优势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于200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在诸多行业、机构以及场合必须使用普通话。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要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广播电视电台要以普通话为基本的播音语言。假如要使用方言播音，则必须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批准。 除了立法之外，广电总局等相关管理机构还时常对于某些“违规行为”发出禁令、作出处罚。2005年，广电总局还发出了一个“自律公约”，明确要求电视主持人，“除特殊需要外，一律使用普通话，不模仿港台腔及其表达方式。”而且，主持人随意夹带外语、用方言播报的现象也在明令禁止的范畴之内，“不模仿地域音及其表达方式，不使用对规范语言有损害的口音、语调、粗俗语言、俚语、行话，不在普通话中夹杂不必要的外语。”特别针对“港台腔”的指责引起了很大关注和争议。 凡此种种，再清楚不过地显示，政府希望普通话的应用范围越广越好。相对应的必然是，方言的空间越小越好。但这种决策导向会对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都知道，语言的丰富意味着思想的多样化。读过奥威尔小说《一九八四》的人，都会记起大洋国的领导人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即通过减少语言中的词汇量来抑制人们的思想空间，从而有助于建立专制统治。方言不仅语调上不同于普通话，而且有很多特殊的词汇和表达，它们很难转化为普通话。例如，四川方言里“宝器”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四川人常说那难以翻译成普通话，它含义微妙，不是本地人很难体味和妥帖地使用。 我的家乡胶东方言里有“刺闹”一词（《西游记》五十二回里也有“刺闹杀我也”的说法）。这个词可以用来表达普通话里“痒”的意思，但是，说一个人的性格“挺刺闹的”，却并非说这个人为人处事让人有一种痒的感觉，而是不稳重，让人不舒服之意。惯于说方言的人，突然改说普通话，往往语词变得很贫乏，原有的那些生动的表达统统用不上，也是因为方言中太多的内容在这种转换中丢失了。为了我们语言的丰富计，是否要对方言有一种宽容仁厚的态度？ 方言的存废还直接影响地方戏曲和其他艺术的兴衰。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地方戏的大规模消失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仅江西一地，每年就有20种地方戏目不及挽救而灭绝。 而作为地方戏基础的方言的边缘化，也是地方戏面临毁灭的重要原因。没有陕西方言就没有秦腔，没有宁波话就没有甬剧，假如苏州人不再说苏州话，昆曲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当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候，我们是否应当反思过于急切地推广普通话和打压方言给各种地方戏带来的损害？ 谈起方言，让人想起赵元任先生。在现代中国学人中，赵元任是当之无愧的语言天才。当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所到之处，赵元任一律用当地方言进行翻译，一时传为佳话。能够像他那样熟练地说30多种不同中国方言的学者，恐怕是凤毛麟角。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除了普通话不会说任何一种方言。不知道别人的经验，我自己每当回到家乡，或者在他乡遇到胶东人，说起胶东话，心中都会涌动着一种温馨的情感。如果热爱家乡还算是一种值得赞许的感情的话，那么乡音都死去了，我们仿着贺知章的经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但是遭遇到的却是——“儿童相见话不懂，国语应答何苦来”。那可真是悲剧呢。 每当想到这样的未来，我的心里总不免有点拔凉拔凉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