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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的老舍是难以认识、不易把握的多元复合体。老舍研究界曾有“滑坡”、“上坡”之争，但讨论刚刚开始，就受到非学术性的干扰，研究也就因此搁浅。近几年来，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课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牵连着敏感的神经，另一方面则由于这时期的老舍内涵混乱复杂：其创作道路曲折崎岖，其理论主张杂议蓬丛，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夸示坚矛又炫耀固盾，热切的呐喊常常掩饰着困惑，执着的追求往往相伴着犹疑……一向以“真人”著称的老舍被种种弄不清的“真象”“假象”错乱着。由是歧议重重，困难重重，但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一个不该回避也回避不了的课题。解读老舍五六十年代留下的各种文字，把握他那复杂的思想构成，我惊异地发现，那些文字背后站着的，竟不是一个老舍，而是若干老舍——由各种思想意识分别形成的老舍！从认识文学思想这个角度看，主要有：作为文化官员的意识形象；作为普通公民的意识形象；作为作家的意识形象；作为理论家的意识形象。这些“老舍”把老舍的思想意识分成四个组成部分或日子系统层次。它们相互矛盾又彼此渗透，各有侧重却又相互影响，其间的更迭交替构成了复杂而微妙的四重奏。 一 走近老舍意识世界，首先看到的是那个作为文化官员的老舍。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社会地位大提高。他头上顶着诸多的桂冠：中国文联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北京市政府委员、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长期的或临时的，主事的或挂名的数十个头衔。按中国传统，既在其位，便司其事；既司其事，便明其理。既然顶戴着“花翎桂冠”，就要“扮演角色”，而思想感情，也就在扮演的过程中被角色异化。是为进入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着实荣光。他频频地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出席各种会议，发表各种演说，传达各种文件，撰写各种文章，此外，还有题词祝贺、参观访问、组织学习等等。这些兼职活动，不仅花费了他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时时左右着他的思想走向。他不仅要按照自己的思路思考，而且还要按照社会的需要去思考；不仅要从发展自我的角度思考，而且要从“角色”的角度思考；他不仅要接受或接触他自愿接受或接触的事物，而且还要接受或接触他不愿接受或接触的事物，甚至要接受和接触他厌烦或接受不了的事物：当他以某种身份发表演说或写文章时，当他以某种特殊的身份出现在某种场合或坐到主席台上时，他不仅要讲他自己想讲的，还要根据“角色”的需要讲他不想讲的，甚至是与他自己的思想相左的。于是，我们时或看到这样的事实： ——他未必有志致力于剧本创作，即使打定主意写作剧本，也未必认为《龙须沟》的方向是他创作的通衢大道，但当他因此而成为“人民艺术家”的时候，这些身份（角色）便主导了他的思想，因而他认定了《龙须沟》的“艺术冒险”，强调政治热情对创作热情的作用，进而强调创作热情对创作规律的胜利，表示“我还要努力学习写剧本”， 〔1〕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龙须沟》式的“艺术冒险”； ——他未必赞成“为目前的政治任务写作”的口号，但是，当这一口号被视为社会主义时代的要求，是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时，作为文艺界的领导，却又发表文章，提倡“赶任务”，强调“赶任务”的重要性，〔2〕而“赶任务”的重要性， 也就因此成为他思想理论的组成部分，并指导着他的创作实践； ——他也许对大众文艺、民间文学有五分热情，六分兴趣，但既然是《说说唱唱》的主编、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副会长，就必须拿出十分的热情，十二分的努力，致力于这些艺术形式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不仅要研究它们的创作规律，而且还要强调它们的重要性，由是写出一篇篇讨论通俗文艺的文章，而通俗文艺中的许多问题，就趁势积淀在他的思想之中，成为他思想理论的构成因素之一。 这其中，固然有官样文章，应景文字，如他说的随便说说之类，但确实有不少内容渗下去，化作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角色越多，束缚就越多，自己的思考就越少，他便在沼泽地里陷得越深，他陷得越深，他的“自我”意识就越弱，由此造成非良性循环，以致被角色异化…… 所幸的是，他并没有被“异化”。这一方面是因为，1956～1957年那次还没有放开就收缩的思想解放和反右斗争使他清醒，他开始变得复杂，开始与“角色”之间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更重要的是，当他进入某种“角色”，在其支配下往深处陷的时候，其他意识形象也还在起着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受其制约，老舍不可能在什么时候都虔诚地把各种桂冠都戴在头上，任其左右自己的思想。他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有时罩在脸上，成为荣格所说的为社会需要而必备的“假面”；或者拿在手里，作为一种应酬需要。这时，他的文章和报告中的思想指向已经与他的本意形成间离，很难将此作为他文学思想的构成对待。这些文字所塑造的老舍，已经从老舍的“自我”中分离出来了。 二 作为普通公民的老舍，位于老舍意识世界的第二个层面。对此，我们并不陌生。抗战初期他就曾有过突出的表现，几乎同化其他意识独自牵引着老舍走进普通公民的行列，后来才随着抗战的持续而弱化，隐潜下去。进入新中国以后，他又重新高昂起来，或率直地说，老舍首先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进入新社会，以普通公民的心态感受新生活。他亲眼看见，他所热爱的北京回到人民手中，他所同情的下层市民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党和人民政府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社会主义新中国光辉灿烂，自己也沐浴在新社会的恩泽之中。作为公民，他总觉得自己欠缺些什么：既没有象工农兵以及其他作家那样，为推翻旧社会出过力，也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样，生产一斤铁，或一斤米，为建设新中国做出什么贡献。对他这种把吃亏当成份内事，只求施舍而不求索取的人来说，其心理是难以平静和平衡的，他放弃或否定了自己优越的一切。他不以知识者自居，而以能为人民中的一员为荣。他矮下身子，走进普通公民的行列，悉心做普通公民，一切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当他以普通公民的眼光来审视自己时，是非优劣全颠倒过来：知识分子的知识是狂妄的资本，知识分子的追求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知识分子的优越是接近人民的障碍，知识分子的感情是不健康的、影响进步的包袱…… 这种心理对他的文学思想的构建影响很大。正是受此影响，他间断了自己原来的创作道路，否定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学故我，“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3〕，他这样说。他严格按照当时的要求和流行的理论指导创作道路的铺设，填充思想理论的空白。又因空白的填充和道路的铺设是在社会政治热情高涨、补缺意识强烈的心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填充得痛快，铺设得顺利，他的思想急速地向着尽职——追求功利——看重宣传效果的方向发展。他说他要按照时代需要去歌颂新社会新人物，认识多少歌颂多少，“不应因为声微而放弃歌颂”。他说他不想用作品证明自己是个了不起的文学家，只想证明是新文艺队伍的小兵，虽然腿脚不利落，也咬着牙跟随。〔4〕他说他要抓紧学习，诚诚恳恳地向人民学习， 丢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期写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的作品来。 他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建国后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公民意识发动的。进入新社会，他年交五十。这个年龄的作家常患“贫血”和“保守”两种病：因生活库存的空虚而不能写作，因跳不出自己的模式而难以创作。在当时，因这两种病辍笔者不少。老舍却进入了创作盛期。正象我们说过的他似乎不是长途跋涉者，就象刚刚离开起跑线的运动健将一样出现在社会主义文学道路上。〔5〕他自己则说他是文艺队伍中的一个新兵。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就在于他那日益高涨的公民意识激发了他的政治热情，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热情膨胀着，非写难已，非写不能平衡心理的倾斜，摆脱欠缺的折磨——不能生产一斤铁，又不能生产一斤米，不勤奋写作，怎配当新社会的公民？这是一种顽强的心理意识，持续了很长时间。 从公民的价值判断出发，他把作家的思想意识看成知识分子的清高骄傲，非但不能作为思想的依据指导创作，反而视之为消极的思想包袱必须抛弃。他轻装上阵，径直地走上为尽职尽责而创作、为宣传而创作的道路。他并不长于写剧本却编写剧本，他本不熟悉新生活却执着地“热爱今天”，写新生活新人物，他本来认为“赶任务”赶不出好作品，却又非赶不可，他本来知道创作应当写熟悉的生活，却又放弃熟悉的不写偏偏到陌生的土地上耕耘……谁能责怪一个公民没有作家的思想意识和追求呢？在公民眼里，那些规律、那些原理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公民意识的锐气并不是恒定不变的。不仅它自身有疲乏懈怠的时候，而且它自始至终处在其他意识撕裂之中，自始至终受到其他意识的制约和挑战。因而，在它的淡化处我们又看到那个作家的老舍。 三 客观地说，老舍意识的分裂主要是作家老舍的分裂。是一个作家根据社会和自我发展的双重需要而被动或自觉地分化成不同的意识形象。但无论怎样分割肢解，都不会泯灭作家的意识——万变不离其宗。即使建国初期，公民意识领带着跟在政治运动后而奔跑时，作家意识也没完全淹没在普通公民意识的海洋里。在很多情况下，他还保持着作家的个性追求。简洁地说，公民意识支配着他选定题材和体裁，确定主题和创作宗旨，而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公民意识便失却作用拱手揖让给作家意识支配。也就是说，老舍的创作主要是在作家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我们看到，他总是保持严肃的创作态度，严谨的写作作风。他不肯因非明智的选择简而化之，他总是极大限度地恪守创作规律，——他常常选择他不擅长的体裁尽职，而一旦进入创作过程他总是尽力照顾体裁的特点，不肯因宣传效果而随意为之。他不肯因宣传效果而把人物简单化、概念化，他能够严格按照人物生活和性格的逻辑发展刻划人物，既不轻易把人物当成观念的传声筒，也不轻易让人物说出他自己不能说的话。他永远忘不了文学是语言艺术，始终强调提炼语言之美，无论作者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如此，作品语言也许通俗，但他尽力挖掘通俗美，人物语言即使三言两语，也力求显示人物性格。 有时，公民意识将他带到陌生的地方，写不熟悉的人与事，有时甚至“遵命而作”。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尽力以精心的艺术构思弥补选择的不足。他的弥补是极其艰难的，有时也是卓有成效的。如《龙须沟》的创作。该剧的宗旨是通过修沟歌颂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但他对修沟本身并不熟悉。他就不去正面描写组织修沟过程，而是避开这些，从他所熟悉的人物的生活写起。他选择解放前后人与沟的矛盾变化显示人民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变化，侧面歌颂。这样精心的艺术剪裁正透露出剧作者的良苦用心。 自然，在创作道路上，作家的个性追求也有被抑制的时候。由于生活枯窘或思维偏狭，艺术家的才能和追求总是笼罩在公民使命意识的雾气之中，挣脱不开，摆脱不掉，作家的能动作用受到限制。如创作《春华秋实》，在运动中写运动，可谓自始至终都是配合宣传，自始至终都是沿着政治运动的线路发展，而不能离开线路的规定随意想象和创造。但即使这时，作家的意识也在发挥作用：十易其稿，不只是图解政治运动的需要，也是为了艺术上尽可能地完美。 凡此种种，均说明，老舍在公民意识支配下走上偏离艺术规律的“羊肠小道”，却又在作家意识作用下，努力摆脱束缚，纠正偏离，向着艺术大道靠近，靠近。 既然是作家意识的分裂，那么，这个被分裂者就不会如此痛快地接受这种分裂，既不甘心被埋没在隐潜的角落，也不甘心与其他意识形象平分秋色。分裂的痛苦和进行的艰难更使他在不断地弱化角色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强化作家意识。只要条件允许，作家意识就会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主导意识走向。于是我们看到， 1956 ～1957年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家的老舍挺起高昂的头颅，为争取作家的权力、为争取作家创作所必须的时间奋力抗争，并且看到，虽历经磨难却又不甘屈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传出隐韧沉深的心声。 作家老舍思想意识发展的极致是理论家的老舍。 四 现论家老舍处在老舍意识王国的最深处。他常常在其他意识被热情催动着四处奔波、艰难跋涉显得懈怠，或碰了许多钉子、吃了许多苦头之后，才从重重包围中显露出面孔。 理论家的老舍与作家的老舍的区别，不只是思考对象和表现形式（理论文章和作品）的不同，主要是思维机制不同。一般说来，作家的思想在感情的波涛中浮动着，并在浮动中时或被角色意识和公民意识掠去，甚至被同化，表现出与之相近相同的走向——当他以作家的身份出面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或就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时，表现出某种随意性、浮浅性，过分强调感情对于创作的作用，而这感情，又常常掺杂着公民尽责报恩的因素。作为理论家，其思想机制始终被强健的理性支配着，不仅有效地控制着感情，避免感情冲动造成随意性和浮浅性，而且有力地排斥着外力干扰，使思想机制始终在冷静沉稳的轨道上行进。因此，无论介绍经验，还是就某些理论问题发表见解，无论是长篇论文，还是三言两语，大都不受外力左右，也不因自己一得一失而走极端。这种心理情势中，他始终保持着艺术家的个性追求。 思维机制不同，也决定了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作为一个作家，他更多的是从创作这个角度认识问题，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提炼题材，塑造人物，选词造句，谋篇布局等细节问题、技术性问题。即使涉及基本理论，也以其是否有益于创作论得当与否。如关于生活和创作的关系问题。他从创作实践中体会到，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充分发挥艺术想象，才能下笔有神。作为理论家，他的思考大都在理论深层进行，所思所论大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没超出熟悉生活、塑造人物的范围，但立意却深远得多。他的目的是由此深入解决重要的理论认识问题。当他从此入手进行思考时，他对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的理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只强调深入生活，而且提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熟悉什么写什么，写与自己相宜的、与自己的情感体验相接近的生活。差别虽然微妙，却很重要，前者受制于外力，后者具有较明显的个性色彩。而且思考的基因和目的也发生变化。他显然基于这样的认识：创作是自由的天地，写什么、怎么写是不能强迫的，即使提倡，从理论角度看，也差强人意，也是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忽视，对作家写作“私生活”的干预。其目的，则是理顺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纠正公式化、概念化弊病，张扬创作规律，倡导被践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繁荣创作。这是着眼于全盘的思考。 五 当然，不只是两个意识形象的分歧，也是四个意识的分歧。由于种种不同，形成了不同种种。这种种不同和不同种种就形成了建国后老舍文学思想的四重奏。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这种对立分裂是相对的。实际上，老舍的意识世界是个矛盾统一体。四重意识虽有区别，但这区别并非一线切开，泾渭分明。四个老舍之说，只是强调老舍思想意识的矛盾性、多重性。其二，四重意识在老舍意识王国的地位并不相同，对老舍文学思想的影响也不相同，其主张的可信度也不相同。诸多不同均因时因事而定。如建国初期他主要是以公民身份接受新鲜理论的影响，60年代前后则主要是理论家意识左右着他文学思想的延伸，因而建构起与建国初期不相同的理论体系。在四重意识中，“角色”对老舍思想建构的影响较弱，且可信度较低。他提倡的不全是他信奉的，信奉的不全是他提倡的，尤其1957年以后，多属这种情况。他以公民的资格思考文学问题，虽然情绪激昂，喊声震天，但随意性即兴性太强，对认识老舍思想理论的意义不很大，有些不足为据。他以作家的身份思考理论，时而精譬，见解独到，时而偏颇，囿于一端，须区别对待，去芜存精。最可信赖的是理论家老舍的言论。严肃、认真、冷静、科学，受干扰最少，始终保持着理论个性，是老舍文学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不过，时常被淹没，须认真辨认方能把握；更可惜的是，老舍主要不是以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真正的理论思考并不太多，因而建国后老舍的思想理论从整体上看，显得瘦小。其三，四重意识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因上面的分析是自浅而深，故谈及影响，侧重于自上而下，由浅对深，略去了下对上、深对浅的影响。其实，理论家对作家、作家对公民、再对角色，这样的影响同样强烈。且不说，公民意识对角色意识的影响使其在报告演说中常常提倡尽职尽责，缺少官样；也不说作家意识作用于公民意识，使其看到作家的特殊性，不忘发挥作家的特长，用特殊方式尽职，并且作家意识还远距离地传递、影响到角色意识，使后者常常对各种头衔表示厌烦，呼吁减少事务性活动，保障作家的创作时间；单就处在意识深处备受压抑的理论家意识的影响而言，不仅影响着作家意识的走向，使其不断摆脱流行口号的束缚，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创作，而且进而影响到公民意识和角色意识，不仅使公民意识渐渐淡化，而且最终把他从角色沉迷中唤醒，从而渐渐把角色的桂冠当作随取随弃的假面，没有被角色异化——变成述而不作的文化官僚。正是由于理论家意识的作用，才使老舍不断地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性，没有完全随波逐流被时代舆论大潮淹没。其四，这种作用与反作用，影响与反影响，使老舍的思想理论跌宕起伏，摇摆不定，时而脱轨越位，搁浅在理论的浅滩，时而长驱直入，把住理论的命门。由此构成了建国后老舍文学思想的矛盾运动。建国后老舍文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调整与组合，正是四重意识交错演奏的结果和外现。 说到底，老舍思想意识是一个混合体。无论是一分四还是四归一，无论是影响与反影响，还是作用与反作用，都是分析认识的需要。如是而已。 六 关于四重意识的演奏过程，我已在动向描述中做过说明，这里要说的是，四重意识所留给人们的启示，或更确切地说，从分裂的制动机制看，为什么同一个老舍在同一时期或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思想意识？或许可以说，人们的思想意识每时每刻都处在变化之中，此一时，彼一刻，彼此不同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在30年代，老舍的文学思想还处在形成发展阶段，却能保持一致，即始终执着于除掉罩在文学艺术头上的假面，揭橥艺术女神的真实本质，左翼文学思潮那般强烈冲击都影响不动他，20年后，他已步入“知天命”之年，有相当的经验教训做坚强后盾，却又如此轻易地接受外来影响，改变思想理论体系，而且，老舍一向以守诚敬一著称，但建国后思想意识多重性、矛盾性伴随始终，十几年间动摇不定，为什么？为什么？ 寻找个中原因并不困难。首先是时代原因。建国后政治运动频繁，“五大战役”之外，还有若干小风波，每场斗争都把许多人斗倒斗垮，连为人民写作的权利都被剥夺。在阶级斗争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情况下，人要想取得生存和写作的权利，就要随机应变，用不同的“面孔”应付不同的场合——敷衍。老舍最反对敷衍。但他不得不象《离婚》中的老李那样敷衍，由此造成意识多元走向。其中自然带有消极因素，但也有积极成分。他的意识分裂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意识深处还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意识。这就是理论家的老舍。正是由于个性意识存在，才造成矛盾和痛苦，才备就几副面孔供应酬用。没有自我意识，便不会有应酬的意识。因而应酬本身就是成熟、真诚敬一的表现。老舍是在矛盾飘忽的假象掩盖下真诚守一。当然，这也是相对的。 老舍思想意识的分裂还有个人的原因。 这不只是说， 倘若老舍象30年代那样甘于寂寞冷落，不如此奔忙于政治事务，不戴如此多的头衔，则他就不会有那些真诚的或违心的官腔官话，不会有那些无可奈何的讲演题词纪念文字，不会根据某种外在的要求做某些必须做却不愿做的事情，他的思想意识也就不会多重分裂，起码不会有角色的意识形象。但老舍偏偏具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他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要以不同的身份应酬不同的场面——说不同的话、写不同的文章，他要考虑自己言行的影响和后果，这就很难贯一。所以才有如此多重的矛盾和分歧。 现在，姑且改造和套用流行的说法，将人的意识分作本我、自我、超我、无我四个层次，对老舍的四重意识作援征性说明：文化官员意识相当于“无我”——当他作为文化官员而著文立论时所生成的公而忘私的思想意识；公民意识相当于“超我”——当他作为普通公民而著文立论时所生成的超越自己只求尽职尽责的思想意识；作家意识相当于“自我”——当他作为作家而著文立论时，他不能不想到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写出好作品，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思想意识；理论家的思想意识相当于“本我”——当他作为理论家而著文立论时，他要按照自己的本意思索和表达自己对文学问题的认识和见解的思想意识。显然，即使经过改造，这样的套用对应也很不严谨。因为人的思想意识复杂而混沌，是难以用几个简单的层次划分说明解释的。老舍建国后的思想意识更是如此。 注释： 〔1〕《我还要努力学习写剧本》，载1954年《戏剧报》9月号。 〔2〕《要为目前的政治任务写作》，载1951年10月27日《新民报》（北京）第八版。 〔3〕〔4〕《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载1952年5月21 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5〕陈震文、石兴泽：《老舍创作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