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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在整理陈明同志收存的一批旧物中，发现了一叠暗旧的落满灰尘的稿纸，纸张粗糙，呈深棕色，那是当年延安著名的马兰纸，纸上是丁玲的笔迹，用铅笔写成。稿纸16开，每页20行，每行20字，丁玲把它对折，变为32开大小，左右两面书写。这一叠稿纸有17张，一共书写了33面。后来又发现了两张21行横格纸，也是丁玲的笔迹，用钢笔正反面书写，共4面。这两张横格纸显然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在整理时发现，铅笔稿有的页与页之间衔接不上，有的没有下文；钢笔稿也是有开头无结尾，因而这不是一份完整的稿子，有些页章已经散落失佚了。 其不完整性还在于，它不是一份成稿，而是一些草稿，甚至也不是一份完整的草稿，仅“我的打算与安排”(或曰“企图”)这部分就写了三种开头，可谓几易其稿，但是大概终未完成。 这份草稿，是丁玲对于自己的小说《在医院中》的说明和检讨。 (一) 1938年7月底，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完成了在山西前线和西安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的任务，凯旋延安。11月，日寇飞机轰炸延安，西北战地服务团开赴晋察冀，丁玲没有随团出发，入马列学院学习。她在次年春天写给楼适夷的信中说：“学校里冷得要命，没有火还是小事，每日不等天亮就出发到有雪的山沟里去防空。后来自习也在防空壕，冷风飕飕的吹到身上，有了火，我便一天二十四个钟头守在火边，于是痔疮大发，在学校里忍着痛苦，过了两个月，没有办法了只好到医院去施过两次手术，住了两个月……” 丁玲所住的医院在拐茆，距离延安约40里路，那是为了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延安，新建的一个医院。住院期间，一个叫余武一的助产士给丁玲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个女孩子有很大的热情和克己精神，但缺乏理智，好发议论，感情脆弱，容易感伤，并不使人欢喜……”丁玲常常鼓励她，“要她理智些，健强些，认清磨难”。以后，余武一便常常萦绕在丁玲的怀念中，还有了把她放进小说里的冲动。但丁玲又觉得，“这人物并未成熟”，只“像一个剪影或一尊塑像似的”，所以把她在脑子里放了两年。 激发丁玲终于动笔写作的诱因是：“在这两年之中我接触了另外一些女孩子，这些女孩子的性格并不相同，但她们却有一个相同之点，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是感伤，便会麻木。”丁玲欢喜她们的朝气，又讨厌她们那种脆弱，常常在复信中，要求她们有吃苦如饴的决心，有下地狱的勇气，百折不挠，死而无悔。终于，她想要“写一篇小说来说服与鼓励她们”，写一个坚强的、战斗的、理智的女性，她“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丁玲说：“这个欲念发生之后，很自然的那个被冷淡了却生活在我脑子中有二年之久的女主人公便活过来了。我便顺手使用了她。” 丁玲动笔的时间是1941年春天，那时她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副主任。当时，越来越多的作家从大后方来到延安，边区文协“一时显得十分兴旺。但人一多，关系自然也会复杂起来。我那时实在怕管事，只想住在乡下，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因此我很少回机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她向张闻天提出申请，到延安县川口区农村去体验生活，时间大约从二月到四月，她在那里写完了小说《夜》，同时开始写《在医院中时》，她回忆说：“抽芽的柳枝正挂在暖水沟的清流上，润湿的柔风吹着我的面颊，而那医院里的朔风和沟底下冻结了的溪流也跑到我的回忆中。于是我坐在岩石边，开始了我的小说。” 丁玲给小说的主人公起名叫陆萍，“陆萍是从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变来，但她决不能像那个真的产科助手，她应该比她好，也不能是一个天生的完人，她可以有她的一些缺点，但她还有一些她没有的优点，以这些优点去克服那些缺点。不须要把她的外型写得很美丽或妩媚，因为她不是使用自己的性别或青春去取得微薄的满足的人物。不要恋爱故事，因为她既不在恋爱中取得胜利，也不必做悲剧的角色。她不应该浅薄，也不应该感伤。她对生活是严肃而正视的……”这就是丁玲的构思。 但是写着写着，她写不下去了。 “我已经意识到我的女主人公，我所肯定的那个人物走了样，这个人物是我所熟悉的，但不是我理想的，而我却把她做为一个理想的人物给了她太多的同情，我很自然的这样做了，却又不愿意。”“更使我不能续下去的是我已经看到故事的发展将离开我的原意，我如何能来自圆其说，这篇小说将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来结束呢?”她不得不暂时放弃，把那些原稿纸都请到箱子里去睡觉了。 四月底，丁玲接到张闻天的通知回到延安，要她到即将创办的《解放日报》去主编文艺栏。虽然，紧张的新工作使她几乎无暇顾及自己的小说了，但她还是偶尔要拿出来看一看，改一改。她在1942年的检讨中说：“去年夏天我曾花了三个晚上企图修改这篇小说而不可能。” 不久，陕甘宁边区文协整体转为全国文抗延安分会，并创办《谷雨》杂志，确定由艾青、丁玲、舒群、萧军轮流编辑。杂志初创，急需稿子，丁玲手头没有存货，只得找出《在医院中时》加以修改。毕竟，丁玲“同它是颇有感情的，于是在一个下午便努力继续下去，而把我怀念着的梦秋同志(失去双脚的人)塞上去，做为了小说的结尾，用了还愿的心情把稿子送到印刷厂”。1941年11月15日，文章刊登在《谷雨》创刊号上。1942年8月重庆《文艺阵地》7卷1期转载时，改题为《在医院中》。 时隔四十年之后，1982年4月，丁玲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谈话时，有人问：“《在医院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丁玲回答：“就是小说中最后的那一句话：‘人是在艰苦中成长。’”并说：“小说里面陆萍那样一个女孩子，什么经验也没有，跑到革命队伍里，从她眼里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东西，落后的东西，就有了意见，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里，就必然产生矛盾。” (二) 但是，《在医院中》的思想内涵绝不止于此。 更敏感的，是它对于医院中环境的描述。而《我在霞村的时候》和《“三八节”有感》等挨批，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它们对于解放区环境的描述，这个问题后来被节节上纲为“歌颂”与“暴露”。 从1938年冬进入马列学院，到1942年春延安文艺整风之前，是丁玲整个延安时期创作的高峰阶段，她的最重要的小说和杂文，几乎都产自这一时期。经过了初到解放区的激动惊喜，初尝了军旅生活的粗犷豪迈，率领过一支军事宣传团体亲历紧张复杂的斗争，有了这种种经历的丁玲，对于延安有了更为深刻完整的认识。现在，生活安定下来，有了写作的条件，她可以把自己敏锐的观察、缜密的思考，付诸文字，付诸形象。于是，就有了小说《在医院中时》、《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夜》，就有了杂文《开会之于鲁迅》、《干部衣服》、《我们需要杂文》和《“三八节”有感》，就有了散文《风雨中忆萧红》，等等。它们是一脉相承的。 她在1941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五周年而作的《我们需要杂文》中说：“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更需要督促，监视，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接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这一段话，可以看做解读丁玲《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和《“三八节”有感》的钥匙。 (三) 1942年春天，延安整风开始了。四月初，在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三八节”有感》和丁玲主持《解放日报》文艺栏时签发的《野百合花》，都受到比较严厉的批评。 6月10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署名“燎荧”的文章《“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文章认为：“作者的技巧是成熟老练的。对于陆萍这个形象的表达，不能不算是这篇小说的成功的一点。”但是，这是一篇失败的小说。“这篇小说的主要缺点是在于主题的不明确上，是在于对主人公的周围环境的静止描写上，是在于对于主人公的性格的无批判上，而这结果，是在思想上不自觉的宣传了个人主义，在实际上使同志间隔膜。” 关于环境，“作者在小说里面的环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确的。作者为了表现她的人物，她是过分地使这个医院黑暗起来。在这里，显现它是一个恶劣的足以使人灰心堕落的环境，它是一个绞杀进步改革志愿的保守的环境，它是一个把人的‘生命来冒险’的环境。……作者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忘记了他是在描写一个党的事业的医院，作者有意地不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无论那一方面都是真正地忍受着‘人力和物力’的缺乏，作者反而把它(‘没有人力和物力’)当作荒唐的搪塞。因而，作者是在描写出了一个比以牟利为目的的旧式医院还要坏的医院。” 关于作者，“《在医院中》的作者，是被部分的现实(现象)所俘虏了，是被和她自己相同的人所俘虏了。她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像陆萍就只有和她自己相同的朋友，带着陈腐的阶级的偏见，对和自己出身不同的人作不正确的观察，甚至否定。” 文章认为作者对主人公是同情的，无批判的，对于主人公周围的人物是责备的、否定的，“作者是将个别代替了一般，将现象代替了本质”。 后来，有人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写文章，说陆萍对于环境的看法，并不等于丁玲的看法。但是丁玲说，无论批评者还是辩解者，“都不足以说明我”。她要自己来说明，所以就有了这些草稿。 (四) 丁玲这份材料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942年的下半年，而且极有可能是在八月重庆《文艺阵地》转载了《在医院中》之后。 6月10日燎荧的文章发表时，正是文艺界整风大张旗鼓之时，第二天，丁玲就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批判王实味座谈会上发言，对自己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发表《野百合花》及写作《“三八节”有感》，作了检讨。也是在6月，丁玲根据自己在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一文，文中写道：“我们非常可能在某一件事，某一篇文章中，即使有十分好的主观愿望，也难免流露一些我们旧有的情绪。但这些东西就会为无产阶级所不许可，就会受到立场与方法不合的指摘。假如我们不在这里下功夫，我们即使有很高的艺术技巧，也很容易在取材上，在人物表现上动辄得咎。即使是感人的东西，只要不合于当时无产阶级政治要求之处，就应该受批评，就不是好作品。”这些议论，和她在这份材料中的观点十分一致。 我们理解丁玲的本意，是要写几篇文章，谈自己在延安这几年的创作。所以她在《关于〈在医院中〉》”这篇草稿前面加上了“自白之一”；其中在谈到“陆萍与我”一节时，她还着重谈到她最喜爱的典型是《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贞贞，说明她还想写关于贞贞的“自白之二”；在“失败的原因”一节里，她更清楚地表达了要另写文章的想法：“三八节有感表现得更为明显，故提及，但当另写专文。”这个“专文”可能会成为“自白之三”，也未可知。但我们目前只发现了这个零散的“自白之一”。 现在发现的这些草稿，没有一个总的题目，只有零散的几个小标题。按照内容，我们把钢笔稿和铅笔稿编排在一起，形成现在文章的结构，大体分为这几个部分：1.小说的产生，介绍《在医院中》的写作经过。2.所谓理想，说明最初写小说的意图和构思。3.我的打算和安排，进一步说明这一创作意图和构思。4.陆萍与我，写对于陆萍这个人物的态度。5.小说失败的原因。6.关于环境。7.结尾。 显然，当时批评《在医院中》的，不仅仅是燎荧一个人，在当时那种氛围下，小说受到批评也在情理之中。 丁玲在这篇文章里，做了一些说明和解释，更多的是做了检讨。检讨的内容大致如下。 关于陆萍这个人物。不能说她没有进步，但她仍停留在小资产阶级，“她的情绪是个人的，她的斗争是唯心的，孤孤另另的。我曾经说过我并不爱那个真的产科助手，也曾经说过觉得女主人公走了样，但我却不能不承认我是爱陆萍的，虽说也的确觉得有些不合我的打算，但却只能照我的思维与意志去安排。陆萍正是在我的逻辑里生长出来的人物。”“虽然陆萍并非我，但我是藉了她来发挥我的思想和情感。”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对于女人的四点企望(要健康，要愉快，用脑子，坚持吃苦的决心)，陆萍正是这样的人物。 “关于环境”这一节，在六个部分中写得较为完整。丁玲认为，这篇小说的失败，主要还不是在于陆萍这人物，“文章失败是在我对于陆萍周围环境的气氛描写”。为了烘托陆萍，不得不渲染环境的恶劣，“我的确是以为只有把周围写得更多荆棘，我的女主人公才能有力量”，“这个使人不愉快的气氛贯穿到全篇，它是相当的幽暗相当的烦琐而恼人”，主人公居住的窑洞是寒冷幽暗的，院长、管理科长、看护是冷淡而不负责任的，“而在这样一种空气中，却还加上因循苟且，嘁嘁嚓嚓”。“当我写这一段环境(第二节)时，我曾费了上百页的纸张，涂了又改，改了又毁。”“环境之所以写得那末灰色，是因为我心里有灰色，我用了这灰色的眼镜看世界，世界就跟着我这灰色所起的吸受与反射作用而全换了颜色。” 同时，为了表明陆萍对于医院环境的感受并不等同于自己对于延安现实环境的感受，丁玲在材料中也做了一些说明，她说，因为反驳对于延安的批评，她“同某些人知识较高的人争吵过，他们骂我是‘护短’，说同我的友谊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很多地方‘不客观’有成见”。对于现实生活中所不满意的一些弊病，她“只有当着极少数的朋友的时候，才比较沉痛的倾吐我的胸怀”。她是很维护延安的，很注意内外有别的。 关于这篇小说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创作方法。她开始写的是“我的创作方法有问题”，继而改为“我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的”，最后修改为：“立场影响了创作方法。”“我想我写这篇小说的确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因为我在动笔之后我似乎已把最初的企图完全忘记了，只注意在一点，即主人公典型的完成。而这个典型又脱离原来的理想，只是就我的趣味而完成的。为着要完成这一个人物，不惜歪曲现实。”虽然也感觉到“有些地方写得太片面性，也曾极力想纠正，但为了不愿损害人物而没有纠正”，“而且现在知识分子的确有苦恼，我应该替他们说说”。 第二是思想方法。就是“把那个气氛写得冷淡，无同情，让读者意味着随处都埋有荆棘，这一种认识实际就是我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和不满，不顾历史，只看一段，不顾全面，只取一点，不为大众，只图一己”。 第三是“把延安的环境与过去的环境不分开来看。……在过去的我们环境里，女人是受双重的压迫，我们要反对，但延安根本上已经不同，只要一见某些人残留在下意识中对女性的轻蔑，我们也就引起与过去同样的反感。不只女人的问题，或者是某些官僚主义，甚至是必有的制度也觉得不对，在外边反抗惯了，只要是反封建反帝，就可以是革命，可是在革命的地区，有他更合适的办法，正当手续的提意见，与人为善的批评，用不着大声疾呼，用不着向群众提出控诉，用不着尖酸刻苦，挑拨是非，假如当时我能懂得这一点，把那个环境换一个地方，或许是比较有意义些了。”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丁玲关于“失败的原因”那一节，原来的标题是“主要的错误”。把“错误”改为“失败”，说明当时这件事并没有给她造成太大压力，还是在一种比较正常的文艺批评的范畴内进行。 我们至今也没有看到这篇文章的完成稿。大概它终于没有写完。但是丁玲对于《在医院中》始终是很谨慎的，发表以后，在40年里没有收入她的任何一本集子。直到1981年1月，才第一次收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丁玲小说选》。 2007年8月12日写毕定稿 稿子写毕，王增如在整理杂物时，发现了今年2月2日陈明同志的一次谈话记录，我们问，当年丁玲写的关于《在医院中》的检讨为什么没有发表?陈老回答：“当时博古不让她写检讨，说不要给外边人(指国统区)一个印象，好像我们延安的作家总是批来批去的。” 这样，丁玲这份检讨没有发表的原因就搞清楚了。 8月15日补记 (责任编辑：admin) |